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贸易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形成不仅由该国的要素结构、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贸易政策导向等因素所决定,而且也受制度安排的制约。以往的研究多只触及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问题及表现,却鲜有从制度根源进行挖掘。基于诺斯关于制度的解释,可以把影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制度因素分为两个层面:内生动力制度层面和外部督导制度层面。外部督导制度层面往往通过作用于内生动力制度层面来起作用。这些制度安排不仅直接作用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转变,而且往往通过作用于其他因素来起作用。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对于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阻力,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有其制度性的诱因,即重数量轻质量的对外贸易推动制度、重规模轻效益的对外贸易评价制度、外贸管理体制中的过度行政干预等。这些制度顽疾的深层原因是我国长期追求数量扩张的指导思想,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外失衡等。我国当前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围绕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行着,如何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是重中之重。宏观经济制度角度,我国需要进行贸易推动制度及贸易评价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改变原有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同时进行出口产业政策及贸易政策的调整;企业运行层面,需要进一步弱化政府的行政性干预,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包括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等,推动企业自主的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型;社会约束制度层面,政府需要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体系,并实施标准化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及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