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均表现出诸多异象,这些现象与家庭的经济行为密不可分。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家庭的消费、储蓄、劳动供给、金融资产投资等经济行为进行了刻画。理论研究的核心在于,家庭的目标是在给定的经济环境和资源约束下,最大化自身的效用水平,从而预测出家庭各种理性的经济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的经济行为异常复杂,往往与理论所预期的理性经济行为相背离,被称为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行为,创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应运而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对家庭各类经济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从财产性收入的角度来研究家庭的消费和投资这两种经济行为,为全面理解我国家庭经济行为提供理论和实证上的支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财产性收入占中国居民收入比重将不断提高,它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将日益凸显,财产性收入也因此受到了政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财产性收入的不断提高,家庭的财富持续积累,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面临财富资源分配的问题,家庭的各种经济行为直接决定了自身福利水平能否实现最大化。在家庭的各项经济活动中,消费和投资可以说是最为基本的两种活动,对于家庭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包括消费和投资在内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加强国家和个人对财产性收入重要性的认识,帮助家庭做出合理的资源分配,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家庭福利的持续提升。本文在理论研究中,借鉴了经典的生命周期模型来研究家庭的消费行为,运用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框架来分析家庭股市参与和资产配置行为。对于理论模型的论断,我们主要使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这一大型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库来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研究部分,我们利用住房拆迁这一自然实验,综合使用双重差分、固定效应、工具变量等多种微观计量方法,识别了财产性收入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因果影响。有关住房拆迁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研究发现有利于政府积极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全文总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从家庭的消费和金融投资行为两个大方面,对现有经典文献做了梳理,引出本文研究的主体内容。文献综述明确了收入和财富对于家庭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国内关于财产性收入变化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还十分匮乏。因此,本文后续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三章研究了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和耐用品消费模型入手,论证财产性收入在理论上是如何影响这些行为的。这一章的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房屋拆迁为自然实验,检验了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房屋拆迁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对日常消费总体没有显著影响。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一致的是,农村户口、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金融资产较少家庭的消费反应更大,其日常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本章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升居民长期消费能力,对低收入阶层福利改善尤为重要,但需要重视对劳动力就业的正确引导。第四章研究了我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能否被固定进入成本所解释。我们在经典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框架中引入股市参与的固定成本,运用一个简化的两期模型推导得出固定进入成本的存在是如何影响家庭股市参与行为的。实证部分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利用住房拆迁所带来的外生财产性收入增加,并使用工具变量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考察了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家庭股市的有限参与之谜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固定成本理论所解释。财产性收入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股票和风险资产投资参与的概率,这一效应在户主受教育水平更高以及更年轻的家庭中更大,而在户主为男性以及工作类型为自雇的家庭中更小。其他作用机制方面,财产性收入还可能通过城镇化财富效应、提高家庭社会互动强度以及降低时间成本等方式来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投资。本章研究的对于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合理优化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各种费率大小和费率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摩擦,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率,增加投资者的金融福利。第五章考察了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我们构建了理论模型来说明拆迁家庭财产性收入是如何影响包括股票在内的风险资产投资决策的。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在面对财产性收入增加时做出的资产配置决策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家庭在股票上的配置比例,基金和债券的投资比例没有显著改变,而现金和存款在金融资产组合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家庭在资产配置行为中表现出过于冒进的特点。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若干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不同计量设定后结论仍然成立。除了传统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外,我们认为财产性收入还可能通过融资效应、降低流动性风险、心理账户机制使家庭主动的提升股票投资比例,也可能由于金融产品供给侧的原因被动选择单一的股票投资。本章的研究有助于微观家庭理性看待自身投资组合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家庭更合理的进行风险资产配置。本章的政策意义在于,金融机构需要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为金融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资产来匹配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减少非理性投资行为对资产价格造成的波动,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综合各章中理论和实证的主要研究结论,得到全面的政策建议。本文对于现有文献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使用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仍处在发展阶段,家庭受传统消费投资观念和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的多重影响,消费和金融行为往往表现出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因此,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和经验证据不能直接应用在我国家庭之上,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并使用中国家庭的数据全面理解家庭经济行为模式以及成因,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评估我国家庭消费和金融行为的特点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此外,本文研究的家庭经济行为涵盖了消费、劳动供给、股市参与、资产配置等多方面,对于家庭收入财富和经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深入探究也是国内现有文献非常缺乏的。其次,本文的第三章使用了双重差分和固定效应的方法,控制了家庭和个人层面固有的不可观测因素,有效克服了国内基于截面数据研究的不足,解决了国内现有研究中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此外,现有文献中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实证研究大多忽略了理论模型中的预期因素,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计量设定中,明确考虑了家庭预期以及定量检验了预期因素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更完整的对现代消费理论在财产性收入领域的适用性作了检验。这一章我们还对家庭日常消费的明细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家庭在拆迁“致富”的情况下,可能会通过可视化消费来向他人展示自身经济地位的改善,填补了有关文献的空白,对家庭消费领域的研究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再次,本文第四章从财产性收入角度出发,对中国家庭股市有限参与之谜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直接将家庭的总收入和财富水平放入回归方程中,忽略了家庭收入和财富可能与家庭许多不可观测的特征变量相关,由此产生遗漏变量问题。此外,微观受访者虚报和低报收入财富所产生的测量误差以及住房拆迁和股市参与之间潜在的互为因果关系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这一章我们使用住房拆迁作为家庭外生的收入来源,并且创新的利用多个大型微观数据库构建了城镇化拆迁的工具变量,解决了传统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了财产性收入变化和家庭股市参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可靠估计,检验了固定成本理论对于我国家庭股市有限参与现象的解释力度。此外,本章节还考察了财产性收入对家庭股市参与影响的其他渠道,丰富了有关中国家庭股市有限参与之谜的研究。最后,我们在第五章里更深入的研究家庭的金融投资行为,构建了理论模型来分析住房拆迁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通过拆迁这一外生财产性收入冲击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国内关于家庭收入与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文献,均没有充分考虑收入的内生性问题。而现有的关于住房拆迁的研究仅考察了单类的资产配置行为,没有对经济理论中的资产效应、财富效应、融资效应等进行检验,也没有研究股票以外其他金融资产配置的变化。本章从这些方面对国内文献进行有效的扩展和补充,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修正了内生性偏误,发现了拆迁家庭在金融资产的配置上出现了“过于冒进”的特点,并在影响机制分析中结合了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兴的行为经济学观点,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提供了有别于传统相关性研究的独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