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主要是一种语言间相互转换的活动。翻译被定义为“用一种语言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来替代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Catford，1965:20)，“包括把原语信息用接受语中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传递出来”(Nida,2001:12)。译者“隐身”了，而原著和作者却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译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和作者。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视角，翻译被置于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进行审视。译者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受到了译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译学研究界从女性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其中，哲学阐释学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哲学阐释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广泛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探究意义理解和意义解释。其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古典阶段，现代阶段以及现象/批判阐释学阶段，从单一学科科学发展为系统理论，对宗教，人文以及社科研究提供重要借鉴。本文以乔治·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为指导，哲学阐释学作为阐释运作理论的基础，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尝试将译者主体性这一抽象概念分解到斯坦纳的“信任”、“侵入”、“输入”和“补偿”四个具体的翻译步骤中。每个步骤都渗透着译者主体性，并主要表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化相关项的处理以及语言的处理上。　　本文是基于林语堂和布莱克的《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案例研究，将译者主体性分解到翻译四步骤中。信任阶段，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文本选择以及对原作者的价值认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信任”方面拥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点在于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上走的更远，而布莱克则更多地是满足译语读者的猎奇心理。入侵阶段，由于译者生活经历，文化意识方面的不同会导致译者的“偏见”。林语堂和布莱克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以及文化环境中，在生活经历和文化意识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因此，对于同一事物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输入阶段，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是译者主体性的有力证明。对比分析发现，为传播中国文化，林语堂更倾向运用异化策略，而布莱克为了更贴近读者多采用归化策略，尽管在此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信息。补偿阶段，译者需发现丢失，并选择合适方法补偿。林语堂更倾向于使用加注的方法，而布莱克则较多的使用替代和重写。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简介。第二章回顾总结了《浮生六记》，译者主体性以及阐释运作理论方面的研究现状。第三章简要梳理了译者主体性和阐释运作理论，包括译者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译者主体性的定义，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以及其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启示。第四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在阐释运作理论关照下对比研究林语堂译本和布莱克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将译者主体性分解到具体的翻译四步骤中，选取大量翻译实例证明两位译者的主体性。第五章为本研究的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