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优越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副业传统。近代已降,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浙江的农村副业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市场对农村副业是一柄双刃剑,少数传统行业的衰落缘于此,部分新行业的发展亦缘于此。农民的生活也因副业的繁荣与否而呈交替变化。浙江农村副业是与浙江人均耕地不足,农产品短缺联系在一起的,其与农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副业是对农业的一种补充,是农业的外延和扩展。对农业有积极作用,如容纳过剩劳力,补充农家经济。同时,农业也为副业经营提供原料,是副业生产的基础。浙江新式工业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移植型工业化道路短期内取得良好成效。它与农村副业存在市场互补,在机器工业作用下,一些农村副业的经营模式改变,为传统副业的技术改造提供支持,农民也有了新副业。浙江农村副业与新式交通、经营制度和区域外市场联系密切。新式交通为产品的流通创造了时间优势,拓展了产品的销售区域。经营分散的农民依靠组织制度被纳入市场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则成为浙江副业持续繁荣的保障。随着20世纪初浙江本地市场与外地市场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网络,商人的作用更加重要,他们汇集本地市场的产品,向区域外市场运销,同时又将外地市场的需求信息及时反馈给农民,架起了一座农民与外地市场联系的桥梁。由于国际市场的开拓,为农村妇女提供家庭以外的职业，由于她们经营这类副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浙江的农村副业陷入困境。浙江副产滞销,价格遽降,各种手工业工价降低,农民收入减少,严重威胁到农民的生存。农民作为一类弱势群体,面对主要副业衰退所引发的生存危机,“生存有理,安全第一”的生存法则成为农民的应对之策。他们对副业生产采取粗放管理,并减少产品数量,副业规模萎缩；有田产的农民将田地出卖,使农村地权因归并而发生变化,土地集中趋势加强；抢米、罢工等非常举动是农民在副业衰败,生活陷入困境的一种生存诉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各种复兴农村经济的主张如雨后春笋。“复兴农村副业”就是其中的主张之一。大萧条背景下的农村经济危机使农民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农民采取的非常措施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复兴,而且威胁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复兴农村副业,发展农村经济实属裕国利民,巩固国本之要图,成为政府刻不容缓的要务。浙江省政府通过制订调查计划,对农民进行副业宣传指导,设立研究机构与培训人才等措施来复兴副业,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农村的“人文贫困”,团体博弈、制度缺陷及资金制约等因素,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