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阐述了 RCEP国家制度质量会通过经济促进效应、风险规避效应、成本阻碍效应、竞争挤出效应来影响中国对其的OFDI效率。其次本文进行了现状分析。在中国OFDI方面,2009-2020年中国对RCEP国家OFDI不论是流量还是存量都逐年增长,在该方面中国的全球位次也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制度质量方面,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政治制度环境较好,柬埔寨的政治制度环境较差,除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外的RCEP国家均拥有较好的经济制度环境,而澳大利亚、文莱、日本和韩国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在投资效率与投资潜力方面,OFDI效率最高的是新加坡,最低的是缅甸,国家之间的差异巨大。投资潜力值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最低的是新加坡。再次,本文利用RCEP国家2009年至2019年的数据,基于随机前沿模型考察了国家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税负水平等因素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国家的市场规模越大、与中国的语言相似度越高,自然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中国对其进行投资,而劳动力成本、地理距离、负税水平的提高会阻碍中国OFDI的流入;本文进一步运用“一步法”投资非效率模实证分析RCEP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发现RCEP国家在政治制度层面拥有高政府效率、高监管质量、低政治民主度,在经济制度层面拥有高投资自由度与高贸易自由度,在法律制度层面拥有高产权保护度与高司法效益,中国对其的OFDI效率也会处于较高水平。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从地理位置、收入水平两个层面分别考察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1）在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回归中发现,对于大洋洲国家而言,政府诚信度越高,商业环境越自由,越利于OFDI效率的提高,且相对于其他国家,大洋洲国家的司法效益的负向影响更深。对亚洲国家而言,东亚国家的高政治民主度、低产权保护度会对中国OFDI效率造成负向影响,且影响远深于其他位置的国家;（2）在按照国家收入划分的回归方面,高等收入国家的高腐败控制能力对中国OFDI效率的促进作用比中高等收入国家高,对中国OFDI效率的促进作用也要高于整体RCEP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商业自由度的提高会对中国OFDI的提升造成抑制作用,且该作用远低于中低等收入国家,高产权保护度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也不及中低等收入国家。中低等国家的高政府诚信度、高腐败控制能力、低监管质量会促进中国对其OFDI效率的提高,腐败控制的影响方向与其他类型国家不同,监管质量与高等收入国家以及RCEP国家整体不同。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1）企业应该针对投资目的国不同的制度环境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2）中国政府要加强与RCEP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政策沟通,增强政治互信;（3）建立健全海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与国家投资保护机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将RCEP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详细探究了 RCEP国家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目前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大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本文丰富了 RCEP的相关研究;第二,将制度质量的子指标作为影响投资非效率的因素纳入模型中,从制度维度实证研究制度质量是如何影响中国对RCEP国家OFDI效率;第三,探究了RCEP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对制度的划分较为细致,并测算了中国对各国的投资潜力,便于政府或企业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OFDI效率。本文的不足在于:第一,本文从样本中剔除了部分缺失指标,有可能剔除重要的指标,影响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第二,本文未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制度衡量指标的构建未实现精细化;第三,本文只选取了 2009-2019年的数据,且RCEP国家数量较少,所以在计量分析中模型的解释力度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