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中国,1911-1942)和姜敬爱(韩国,1906-1944)都是在1930年代文坛上脱颖而出的女性作家。萧红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呼兰县的封建地主家庭,她的代表长篇小说有《呼兰河传》、《生死场》和《马伯乐》；代表短篇小说有《王阿嫂的死》、《小城三月》等；姜敬爱出生在韩国黄海道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代表长篇小说有《人间问题》和《母亲与女儿》,短篇小说有《盐》、《地下村》等。萧红在中国文坛上是非常活跃的作家之一,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姜敬爱在韩国文坛也享有盛誉。虽然国籍不同,她们的一生却极其相似,而这种经历的相似也奠定了创作上的可比性。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叙事学等文学批评方法,着重研究了萧红和姜敬爱的作家生平、阶级意识、女性意识上的异同点,并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语言艺术等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平行比较。根据上述情况,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二章比较了萧红和姜敬爱的一生与其作品的关联。萧红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她为了独立和自由,选择了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忍受了饥饿与病痛的折磨,勇敢地走完了一生。她从自己的痛苦经历出发,去审视和思考底层人民的不幸,并以一己之躯去对抗不合理的一切,追求自认为的“平等的世界”。她超越了阶级和性别,在人类的高度审视自我；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竭力挖掘出人之所以存在的真实原因。姜敬爱与萧红不同的是,她出生就体验到了最底层人民的苦难。她深切地体会到了剥削阶级怎样压迫民众,怎样榨取民众的劳动成果。她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发,认为女性的解放也应该从阶级解放开始。她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抗争,竭尽全力地整合所有底层的力量与阶级不平等抗衡,以达到解放人类的最终目的。萧红和姜敬爱的一生充满了艰难和痛苦,她们的生活背景、个人经历、创作道路等等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也为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她们所处的1930年代,中韩两国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略,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为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广大妇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封建制度的性别压迫。在双重压迫下,萧红和姜敬爱的阶级意识和女性意识反而得到激发并渐渐显露出来,最终体现在她们的作品中。第三章比较了萧红和姜敬爱的阶级意识。萧红和姜敬爱都曾被饥饿所侵袭。萧红是在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之后,而姜敬爱是从出生即开始。正是因为这些贫穷和苦难的记忆,她们的阶级意识逐渐形成；们通过描写底层人民贫穷的生存环境、饥饿和疾病的痛苦煎熬,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现象。如,萧红在《看风筝》中较深刻地描写了革命家刘成父亲的穷苦生活。比如,平时他用帽子随意裹着鞋子当枕头用,满屋子的干草则是他唯一的财产等。作品《夜风》中,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让长工们在冰冷的冬天里受冻,而长青在寒冷的冬天里,只穿着没有棉絮的透明棉裤受冻着。姜敬爱小说《地下村》和《人间问题》中,穷人住在猪圈不如的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两位作家通过生动描写底层民疾苦,深刻地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房子的拟人化描写生动而真实,地主施舍给穷人的草房可以“动”、“跑”、“垂头”、“响”。穷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也要把仅有的面粉作为房租供给地主,而地主住的房子是富丽堂皇的。姜敬爱的长篇小说《母亲与女人》中,凤艳的家像猪圈,而地主的家像个皇宫。两位作家通过如此鲜明的对比,尖锐地指出地主的豪华生活是压榨穷苦农民而得来的。萧红的作品《王阿嫂的死》中,农民辛辛苦苦晒干的茄子全都进了地主的仓库,地主给王阿嫂的是喂猪的烂土豆。姜敬爱的作品《地下村》中,七星的妹妹没有饭吃,只能吃橡子饭。而橡子饭却很难消化,最终导致她大量吐血。疾病在萧红和姜敬爱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而且作品的各个角落充满着死亡的气息。比如,《生死场》中乱坟岗子就是为了填埋那些无辜生灵的,而死了以后的生灵在阴曹地府也要受上层阶级的剥削。姜敬爱的《地下村》中,没有钱给孩子治病的七星妈妈,听人家的话,把耗子皮敷在七运腐烂的头皮上,导致幼小的七云病情加重而死。显而易见,两位作家同情着穷苦人民,批判剥削阶级。她们通过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尖锐地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又如,《生死场》的乱坟岗子和《人间问题》的怨沼是阶级压迫的隐喻,它们揭示了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的社会关系图。萧红的小说《手》,讲述着染匠女儿因为长期帮家里做染匠活儿,手经常是黑黑的,在学校里经常受到歧视。作品里王亚明的手象征着劳动人民的手,可以说,该作品勾勒出了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的关系图,有力地批判了上层阶级的虚伪。姜敬爱的长篇小说《人间问题》所揭示的是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图,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小说中郑德浩和仙妃爹的关系,就是雇主和长工的关系。而长工仙妃爹把这种不公平的对立关系认为是正常关系,从未提出异议。两位作家把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只能认命的农民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萧红和和姜敬爱的作品中民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主题较突出。如,萧红的《看风筝》中出现的革命者形象,姜敬爱《烦恼》中的社会主义者形象都表明了作家的反抗意识。萧红《夜风》中,长青和妈妈的觉醒,姜敬爱《解雇》中,金工的觉醒等都表现了底层人民的反抗。可是,这些作品中底层人民的反抗并不是有意识、有组织的反抗是自然反抗,所以他们的反抗未能推翻上层阶级。但是,姜敬爱的小说《父子》中,民众从无意识的反抗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这表明了两位作家的阶级意识渐渐趋于成熟。两位作家把视线定格在了最底层人民身上,尤其是最底层中毫无地位的女性身上。萧红的笔墨着重于描写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压迫下女性的悲惨的生活状态及无知、愚昧,顺从或反抗剥削阶级的心理。萧红的阶级意识体现在初期创作中,她的后期创作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思想,作品的风格有所变化。而姜敬爱一直以阶级解放为出发点,作品中集中体现了推翻剥削阶级,创造平等、理想社会的思想意识。姜敬爱在中国龙井生活了很长时间,深刻了解朝鲜民族移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封建政权以及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她更加注重描写了朝鲜移民在异国他乡艰难的移民生活以及地主的剥削,描写了朝鲜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在抗日斗争中的犹豫或转变。第四章比较了萧红和姜敬爱的女性意识。萧红和姜敬爱所处的是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女性只是男性的生育和泄欲的工具。因此,两位作家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深恶痛绝。萧红和姜敬爱的作品大多是对个人生活经历的再现,描述了女性人物的悲惨境遇和痛苦。她们借女性人物之口所传达的女性话语是独特而尖锐的。或许身为女性作家更了解女性心理的缘故,她们都喜欢以女性视角来观察人,尤其是女性。她们善于捕捉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并用委婉凄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作品中充满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如,萧红的《生死场》中描写了麻面婆,月英,福发老婆,金枝等女性在男权中心的社会所经受的非人待遇和悲剧命运。姜敬爱在《稿费200元》中,通过丈夫和妻子为200元稿费使用的意见分歧,从侧面批判了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萧红和姜敬爱都塑造了被男性视为玩偶、生育或发泄性欲工具的女性形象。如,萧红的《三个无聊的人》中的妓女和姜敬爱《同情》中的山月都是苦于生计被迫出卖肉体的女性。他们的作品还塑造了视贞操胜过一切的女性以及为了传宗接代经受痛苦的女性。如,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金枝在结婚前就失去了贞操,而正是这一点让她的一生都曲折不堪。因为,在那个时代贞操胜过一切,失去贞操的女人是遭到所有人唾弃的。姜敬爱的短篇《毒品》中,丈夫为了买鸦片抽,把老婆卖给汉族地主。而宝德妈妈被地主蹂躏了以后,还想着老公和孩子,在逃跑的半路上死去。而姜敬爱在小说《父子》中,塑造了寡妇改嫁,开始新生活的女性形象。虽然石头妈的改嫁是被石头爸强奸,怀了石头以后,但是寡妇改嫁这一题材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萧红和姜敬爱都批判了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然而姜敬爱注重的是相夫教子的思想,女性人物更多保留着传统女性思维。萧红和姜敬爱在小说中,把底层女性在生产中的痛苦描写得非常恐怖。如,萧红《生死场》,姜敬爱《盐》、《地下村》等。萧红塑造的女性或是愚昧、无知、顺从、忍气吞声、备受折磨的女性,或是打破传统模式,冲破封建枷锁的现代女性；而姜敬爱塑造的是既具备传统女性优良品质,又在新时代有所觉醒的女性。萧红认为现代女性应该努力想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像“娜拉”一样出走,可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却大都未能走出男人的“手心”。而姜敬爱在家庭生活和创作中都秉承传统女性应具备的道德规范,作品中塑造的多是贤良淑德的传统的女性形象,她认为女性应该贤良淑德和任劳任怨。姜敬爱也认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男权社会。但她没有像萧红那样选择“逃脱”,因为传统思想已经禁锢了姜敬爱的“步伐”。最终,她选择了隐忍和认命,但精神上还是力求有所突破。第五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萧红和姜敬爱的作品风格。她们的创作个性决定了其独特的作品风格。两位作家的作品风格可以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语言艺术等方面加以研究。萧红的风格与当时的任何作品不同,她坚持用“越轨的笔致”,全部都是信手拈来,从未考虑如何安排语言顺序。而姜敬爱的风格循规蹈矩,她基本上未脱离传统写作的模式。萧红的叙事结构是“花瓣式”结构,没有贯穿统一的叙事情节,作品的每个章节可以自成一体,看似无关联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的故事常常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顺序,显得随意无序。如,萧红的《生死场》中没有称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全景中设置了众多人物,但是,除了王婆、赵三、二里半等人物贯穿始终外,不少人物只留下了剪影,转瞬即逝。萧红的作品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完整性,而追求人物的整体性。她笔下的农民群像是“整体性”的。又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没有严谨的结构,作品是可合可分、似断实连的。它描写的是小城里的各个人物,好多篇章都可以独立的,而且是散落而有序的。姜敬爱的叙事结构,采用了传统模式,围绕着核心故事情节,依照时间的脉络依序进行。她设置了多条线索为同一个主题服务,整部小说主线分明,所有的人物形象都为一个任务而存在,每个情节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母亲和女儿》有很多线索,美丽和李春植的情节,珊瑚珠和姜洙的情节,玉儿和美丽的情节等。但是这些情节都是为玉儿的觉醒而服务的。又如,《盐》中,佃农的苦难和凤艳爸被捕等情节都是为了玉儿的觉醒作为铺垫的。在叙事视角上,萧红可谓是千变万化,有全知视角、客观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等。如,《王阿嫂的死》、《哑老人》、《生死场》、《马伯乐》和《小六》,《红的果园》都是全知视角,《三个无聊人》是客观视角。而作品《手》、《牛车上》、《后花园》、《家族以外的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而姜敬爱的叙事视角,多按照传统的全知视角来描写,有时从第一人称视角再变成第三人称视角。如,长篇小说《母亲与女儿》是通过玉儿的视角而阐述的。《人间问题》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作品中常出现的是“他们”,“我们”等字眼。《那个女人》是利用第三人称视角,批判了玛丽的虚荣心。《烦恼》就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变成了第三人称视角。第一人称视角的优点在于给读者带来了真诚感和亲切感,叙述者不再处于“全知全能”的位置,更便于与读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她们都善于用第三人称的儿童视角,她们经常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展开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在语言艺术上,萧红采用了简洁质朴的话语,她的文字里有着一种宿命般的苍凉感。如,《祖父死了的时候》通过儿童的语言表达了对生老病死的看法。她不会刻意追求某种文字风格,不加雕琢、自然天成的笔法,更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给人别样的感受。她的字里行间,显得冷漠且孤独,但她的语言又有着掩饰不住的调皮,讽刺的手法更是独一无二,这反映了萧红对人生的一种透彻领悟。如,《马伯乐》中,作家利用诙谐手法把主人公马伯乐“贪生怕死”的性格以及多面性塑造得淋漓尽致,把人生苦难融化成了快乐。姜敬爱则多运用拟声拟态的话语,显得很有亲切感。她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拟声拟态词,真实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的辛酸与艰难。她在文字中所透露出的是一种对家乡的迷恋及隐约的疼痛。而因为她所塑造的人物都是觉醒的,所以小说里所使用的话语极具号召力。如,姜敬爱小说《盐》。本文详细地比较了1930年代的女性作家萧红和姜敬爱,在进步了解当时中、韩两国所处的社会背景、思想观念、经济结构等方面有推动作用。并且,在补充和完善1930年代的中、韩女性文学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