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骤然爆发加剧了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不仅给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恐慌,也会导致居民个体的经济决策行为发生一定的改变。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会增强居民的预防性动机,除了依靠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外,人们也会主动采取自我保障措施,即进行储蓄。储蓄作为居民个体行为,其变动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的资本积累和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此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冲击对居民储蓄决策行为的影响,特别是检验不同社会保障参与水平的居民在面对冲击时储蓄行为存在的差异以及冲击过后社会保障与居民储蓄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尚未完全释放,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SARS事件的视角。储蓄是居民当期收入里未被用于当期消费的部分。当经济社会中发生无法预料的外生冲击（比如本次新冠疫情）给居民造成预期之外的财产损失时,储蓄往往成为人们应对冲击的第一选择。这表现在冲击过后,居民会对自身的短期和长期储蓄决策做出不同调整。而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居民应对外生冲击的“减震器”和“稳定器”,能够在外生冲击来临的情况下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因此势必也会对居民的储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在齐天翔提出的居民储蓄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倒“U”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社会保障因素,并提出假说:当社会因发生外生冲击导致不确定性增加时,社会保障的存在会加强居民的保障意识,参加社保项目的居民会更多地进行储蓄,但这种促进效应存在一个拐点,越过这个点以后,居民的储蓄会随着社会保障力度的加大而减少,即居民储蓄与社会保障投入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为了验证以上假说,论文以2003年SARS事件作为一次自然实验,首先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验证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处理组地区（北京市）居民的收入、消费及储蓄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是否会因社保参与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结果显示,北京居民整体的储蓄率在短期（2002—2004年）内由于消费增加（主要是医疗费用的支出）而有所减少,长期（2002—2007年）内出于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居民储蓄率有所增加;同时,SARS事件对无法享受到健全的社会保障群体储蓄率的影响幅度显著高于整体水平,参保程度较高的居民在长期内表现出更强的增加储蓄的动机。这一结论证明社会保障参与程度的差异确实会导致居民储蓄决策的变化有所不同,在当年的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与居民储蓄的关系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参与社保项目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居民的预防意识,对居民储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得到了验证。随后,本文基于2003—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选取地方财政中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这一指标作为自变量,居民储蓄和储蓄率作为因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社会保障因素和居民储蓄进行了回归分析。线性回归的实证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投入整体并未越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仍然会对居民储蓄产生正向激励,这一结论同双重差分的结果基本一致;非线性回归的结果则普遍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与此同时,根据回归系数计算得到的拐点数值,发现大部分省市尚未越过拐点,因此社会保障对于居民储蓄的影响目前仍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此外,在对回归结果中控制变量的分析发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对其储蓄行为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高,倒“U”型曲线越扁平,说明更高水平的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形成更加合理、科学的跨期决策理念,降低冲动性储蓄或消费的可能性。因此,根据本文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当经济社会发生无法预期的外生冲击时,不能享受到健全社会保障和收入较低的群体往往受到更大的冲击,想要在冲击中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促进经济尽快恢复到正轨上,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推动社保工作全国一体化均衡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减少低收入人口数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完善教育体系,提高各层次的教学质量,推动国民储蓄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