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产减值会计最早应追溯至1992年1月1日起执行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该制度中首次提出了坏账准备金的相关规定。2006年2月15日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这是首次针对资产减值问题单独制定了一项具体准则。在20余年的历程中，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新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当中，不仅明确了减值测试的前提、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重新规范了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处理，而且在原有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基础上，扩大了资产减值准则的适用范围。除了2001年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所规定的八项资产减值外，新资产减值准则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剥离出来，对商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同时，针对商誉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的特点，对商誉减值测试进行了专项规定。这一系列举措都标志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合并浪潮的不断兴起，并购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商誉资产会计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新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采用减值测试法替代系统摊销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连贯性和国际趋同性。但是针对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可操作性如何？又能否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从现有关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资产减值政策的应用虽然是为了真实反映资产质量，体现未来经济盈利能力的变化，但是不少上市公司将资产减值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利润操纵。从新资产减值准则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资产组的认定、商誉的分配、可收回金额的估计，这一系列步骤均存在大量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主观判断的地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管理层的操纵空间。那么商誉减值是否真的能如准则制定者预期一样，客观真实地反映商誉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还是说在新资产减值准则实施之后，商誉减值成为了新的盈余管理途径？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会计学界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一方面，在商誉会计方面很少对商誉后续计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聚焦点往往为商誉的初始确认和计量，或是有关问题的规范研究上。另一方面，从资产减值会计的角度而言，国内学者也少有经验证据对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商誉与其他资产减值在盈余管理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外部审计对商誉减值的审计效果进行探究。因此，本文认为，以新资产减值准则为背景，重点研究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比较，以及外部审计对商誉减值的监督效果，在当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是:
　　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对本文相关问题的探讨予以启发，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其次，分析本文研究主体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外部审计的内在逻辑关系，为后文实证研究中的假设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根据本文研究问题的需要，建立恰当的实证分析模型，并对2007年新资产减值准则实施以来的相关样本进行研究。通过所得到的经验证据，为商誉减值会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提出建议。针对本文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对商誉减值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具体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论。对我国并购活动日益增长的现实背景和新资产减值准则实施的制度环境进行简要介绍，阐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及意义。梳理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概述，构建出本文行文的逻辑框架。
　　第二章，文献综述。为了清楚地了解商誉减值问题的研究现状，对国内外有关商誉减值计提因素、盈余管理受资产准则变化的影响、盈余管理与外部审计的相关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章，理论分析。本章旨在分析研究问题的理论内涵，为后续的实证检验奠定理论基础。
　　第四章，研究设计。以理论推导为支撑，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特点选取适当的替代变量，建立关于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高质量审计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模型，以验证本文的四大研究假设。
　　第五章，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本章主要将筛选整理后的研究样本带入构建的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如下问题:第一，我国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反映了经济实质;第二，上市公司的六种盈余管理动机（包括配股动机、避免退市动机、避免亏损动机、大清洗动机、利润平滑动机和管理层变更）在商誉减值计提过程中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第三，不同类型资产计提减值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差异;第四，外部审计对商誉减值计提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制约效果如何。在多元回归分析之前，本文还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了解我国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盈余管理动机下商誉减值计提比例进行单因素检验，以期用多种研究方法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更为充分稳健的经验证据。
　　第六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企业财务人员、政府监管和外部审计三个角度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完善商誉减值会计制度的相关意见。其次，对本文自身存在的在样本选择、模型设定和制度结合方面的局限性进行总结，并指出未来在商誉减值问题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而根据上述思路的有关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对商誉采用减值测试法替代系统摊销法进行后续计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质量，避免资产负债表中商誉资产的虚高。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我国计提了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占比较低，且商誉减值仍然成为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新途径。与其他资产减值计提动机一样，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存在扭亏为盈动机、避免亏损动机和“大清洗”动机时，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
　　其次，新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由于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被禁止转回，因此除商誉外的其他长期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短期资产减值管理程度。但是因为在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存在大量管理层主观判断的空间，所以当上市公司无法利用其他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时，管理层会选择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的补充手段。
　　最后，在如何抑制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中，本文发现经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上市公司，其商誉减值引起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偏低。这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遏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计提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本文的贡献在于丰富了国内关于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研究，对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为资产减值准则和商誉会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经验证据。目前，国内的资产减值研究和商誉会计研究都较少涉及对商誉减值计提动机的探讨，也少有经验证据分析商誉减值与其他资产减值的差异、外部审计对于商誉减值的审计效果。本文立足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之上，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计提行为以及外部审计的监督效果进行了检验，肯定了新准则实施后对商誉信息披露的完善，也指出了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对比商誉减值与其他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程度，为准则制定机构更有针对性的完善资产减值准则提供帮助。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本文只是选取了当期发生商誉减值计提的上市公司进行检验，没有对未计提商誉减值但是可能存在商誉减值迹象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也没有结合资产组的相关特征，针对不同行业的差异进行分析。同时未能对新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对商誉减值的影响进行探究，而这些都为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