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A股市场高速发展的30年间,发行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其中核准制几乎占据了近20年的时间。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家科创板企业上市,标志着注册制正式落地,打破了核准制的上市审核框架,我国资本市场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等市场主体普遍预期注册制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所改善,广泛存在于全球股票市场并在我国尤为显著的IPO抑价现象可能得到有效缓解,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IPO抑价率不降反升。另一方面,国有股权对IPO抑价的影响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有主体持股是A股市场与其他国家股票市场显著不同的一大特征,诸多发行人的股权结构中存在国有持股。在我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下,国有持股企业与其他企业存在先天差异。通过信号作用、承销商声誉、政治动机、政府管制等机制,国有股权可能对IPO抑价产生影响。较以往学者从单一因素或制度视角对IPO抑价展开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不仅关注发行制度和国有股权与IPO抑价的关系,而且探讨发行制度的改变对国有股权和IPO抑价关系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注册制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IPO抑价现象及其解释的研究进行梳理,以国外学者重点研究的IPO抑价理论解释为本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以国内学者密切关注的制度因素对IPO抑价的影响为本文研究思路的参考。然后本文回顾A股发行定价制度发展沿革,观察各阶段IPO抑价率的变动情况,并且描述近年来国有持股的发展趋势,作为本文的研究背景,结合相关理论解释提出研究假设。本文的实证研究以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全部IPO发行人为样本,包括适用核准制和适用注册制的发行人,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股权与IPO抑价率正相关;注册制的实施并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 IPO抑价率;但是由核准制到注册制,国有股权是否存在及比例高低与IPO抑价率的正相关关系都发生弱化。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注册制制度本身以及注册制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两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提高注册制下IPO定价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