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最初于2002年引入中国,但在长达20年的发展中,并未获得我国上市公司的重视,导致我国董责险的投保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近年来国内市场愈发完善,处罚案例的增多以及索赔金额的增大都使得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购买董责险,但与国外成熟保险市场高达90%的投保率相比,董责险在我国仍未发挥出其实际效用。且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董监高面临的责任风险和诉讼风险都在上升,而董责险作为一种保护措施未被有效利用,故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风险意识,进而提升董责险的投保率问题非常迫切。本文将从董责险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投保董责险后的影响,并给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董责险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企业创新一直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关键因素。而董责险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措施,可以被用来转移公司董监高的责任风险,减轻他们决策失误时潜在的损失,降低决策时的心理顾虑,从而改变董监高的风险态度,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能激励管理层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都较高的创新活动时大胆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在激励论的假设下,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两个阶段的影响作用对于董责险投保率的提升和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实证回归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两阶段的影响,并加入股权集中度这一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二者影响的调节作用。其次,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的视角,将企业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考察董责险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后,考虑董责险影响创新的传导路径,认为风险承担水平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验证“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是否成立。在稳健性检验时,本文采用替换关键变量的方法进行,结果显示本文的结论具有可靠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阶段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股权集中度会在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过程中产生调节作用,即股权越集中,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3）不同性质的企业对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反应程度不同,即非国有企业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购买董责险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创新增加的更为明显。（4）风险承担水平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正向中介的作用。即企业购买董责险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将会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后,企业创新能力将增强。验证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创新”的传导路径确实有效。最后,本文针对董责险在我国的发展作出相关的建议:（1）我国上市公司董监高应通过培训等方式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责任风险意识。（2）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董责险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对应的法律,使董责险在实务过程中有法可依,让投保和理赔过程更加顺畅。而且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我国实际国情这一关键因素,使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实施。（3）保险公司应优化董责险产品设计,在保障范围、保险条款以及费率方面多进行完善,不仅要使上市公司的风险得到真正保障,也要使大多数企业能负担得起,这样有效又实惠的保险产品才会具有生命力,在未来获得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