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信息转发和分享已经成为现代人最为普遍的媒介行为。拿起手机刷爆各大新闻信息流、分享和评论公共事件,已经是个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媒介议程”。交流方式的革命促使新的传播行为和现象的形成。在当下这个风险社会,全球疫情仍在蔓延,社会距离不断拉大,网络人际距离却无限减小。同时,公共舆论事件频发、网络空间波涛汹涌,探讨个体——尤其是作为当前新媒体使用主要人群的大学生的信息分享行为机制,更加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从计划行为理论的经典模型出发,遵循“态度-行为”研究路径,通过引入感知风险、感知收益、人际信任等变量,将个体信息分享所考量的微观或中观、主观或客观的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大学生在微信上信息分享行为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本文探讨了感知风险、感知收益、人际信任对大学生微信信息分享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已有成熟量表构建符合本研究所需的问卷,样本的选取采用便利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向江西省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发放与回收。基于566份问卷调查的数据,研究进一步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OSL多因素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发现,整体而言大学生经常在微信上分享信息,他们的信息分享的意愿十分强烈,并且常常分享自己的原创信息（文章）、对信息进行二次转发以及对他人的信息进行评论和互动。在控制潜变量的条件下,大学生的微信信息分享意愿和行为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微信信息分享意愿和感知风险显著负相关,心理风险、隐私风险、社会风险对于微信信息分享意愿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大学生的微信信息分享意愿与感知收益显著正相关,心理收益和社会收益对于微信信息分享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其在微信上的信息分享意愿和行为。同时,人际信任在个体的感知风险、感知收益和微信信息分享之间起调节作用,高水平的人际信任缩小了感知风险对微信信息分享的负向影响,放大了感知收益对微信信息分享的正向影响;低水平的人际信任放大了感知风险对微信信息分享的负向影响,缩小了感知收益对微信信息分享的正向影响。在熟人关系网络中,个体倾向于主动淡化信息分享过程中的风险因子;而当分享信息给一般社会圈子、陌生人时,个体基于自身保护等种种因素,会考虑较多风险性后果,从而对信息分享行为做出限制。因此,本文认为,人际信任是比感知风险和收益更加重要的因素。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信息分享行为的相关探讨都是基于个体层面的因素,如何从个体的“态度-行为”模式衍生开来,结合宏观的政治经济传播因素,和目前社交场域中一些常见的群体传播现象或新的社交概念（比如群体极化、社会性死亡等）结合起来,也值得后续研究继续关注和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