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毒品问题的全球化,中国也被迫卷入国际性毒品浪潮,毒品蔓延形势严峻。2007年我国禁毒法颁布,将吸毒者的角色定位从过去侧重吸毒者的违法者身份,转变为违法者、病人、公民三种身份并重。这与国际上基于法律与疾病框架制定毒品政策的取向是并轨的。但是国际通行的法律模式和公共健康模式实行几十年,毒品治理成效十分有限,吸毒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因此在中国颁布并执行与国际毒品治理取向一致的毒品新政策初期,有必要追究国际上通用的治理政策所出现的问题。本研究试图一方面对于支持这些毒品治理政策背后的理论研究作一番系统地梳理,另一方面进入上海市强制戒毒所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吸毒人员的真实想法。希望在已有理论解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毒品发展的现状,寻求更为有效的吸毒行为解释路径,为毒品决策与宣传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与事实依据。毒品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产生一系列比较系统成熟的吸毒成因解释模式,从最初关注环境因素的社会结构论,到关注群体互动的社会互动论,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行动者论,毒品问题的研究出现从实体论向建构论、从结构回到行动本身的范式变化,这一方面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毒品问题研究的纵深发展,学者不再只是关注脱离行动者的宏观环境以及人际互动产生的群体原因,而是站在主体行动者立场,考察行动者自身的行为解释,关注行为之于行动者的意义。本研究尝试以新型毒品吸食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行动者论为理论取向,将话语本身视为研究的主题,分析在政府话语为主导的毒品话语下的吸毒者话语表达。通过对话语的分析,本研究考察吸毒者与政府各自的毒品话语,以及两种话语之间的关系,说明吸毒问题是如何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研究发现:第一,通过政府与吸毒者双方的话语表达,呈现对吸毒群体的差异性身份建构。政府建构的吸毒者身份是不区分毒品类型的,围绕成瘾者、受害者与施害者三重形象,政府建构了贴上消极污名标签的吸毒者身份。而新型毒品吸食者的吸毒者身份建构却不具统一性,而是在区分毒品类型的过程中作出消极与积极的印象对立,塑造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认同。他们把吸食传统毒品看成是政府界定的吸毒行为,而把新型毒品定位为正常的娱乐化行为。第二,政府与吸毒者两种话语不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它们反映的是既一致又冲突的动态关系。吸毒者的话语始终没有脱离占据权威地位的政府话语系统,而是在其基础上作出扩展与调整。新型毒品吸食人群通过对毒品类型进行明确区分,在承认传统毒品是政府管制的毒品基础上,作出新型毒品吸食行为正常化的行为定位。在新型毒品未进入政府治理视野中的时候,吸毒者与政府的毒品定位是一致的,都是只把传统毒品作为主要的毒品类型。随着新型毒品的日益发展,政府管制毒品问题出现困境,开始扩大毒品治理的范畴,将新型毒品一并纳入毒品之中进行严厉治理。吸毒者的正常化行为解释开始在政府面前失效了,但这不代表吸毒者的话语解释完全不起作用,它在吸食群体中的生命力依然旺盛。他们根据毒品政策变动对吸食新型毒品行为作出相应调整。在吸食行为违法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吸毒者修改的不是话语,而是针对治理的行为调整。说明吸毒者与政府的毒品话语关系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不断地加以改动和协商。第三,吸毒行为的认定带有建构性。虽然以成瘾与危害为标准的政府话语系统三十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但其背后的毒品话语却发生转换,从外来敌我矛盾转向国内社会治安问题。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整合社会秩序的需要扩大毒品范畴,调整毒品政策。尽管毒品话语系统难以涵盖新增毒品类型的特点,但是政府依旧遵循鸦片类毒品模式进行毒品宣传与治理。而且在新型毒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新型毒品的治理手段经历一个逐渐严厉的过程,对新型毒品吸食行为作出问题性认定的态度从宽松逐渐到强硬。而吸毒者的毒品话语却是在政府毒品话语系统指导下,从主体经验出发,进行毒品话语建构。他们在政府毒品话语的基础上作出扩展,通过把行为可控感与正常化逻辑联系起来,精神愉悦感与娱乐逻辑联系起来,将新型毒品吸食行为定位为正常的娱乐行为。可见同样以政府的毒品话语系统为依据进行毒品问题性界定,政府与吸毒者却得出不同的吸毒事实定位。对于吸食新型毒品行为的定位,吸毒者认定是正常化的行为解释,政府却认定为问题性的行为解释。说明吸毒事实从来都是建构的事实,而不是实在的事实。不同的利益主体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作出对吸毒事实的不同认识,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吸毒行为的界定也呈现不同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