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乡人口流动频繁,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针对公共交通领域犯罪不断上升,特别是重庆“10.28”和贵州“7.7”公交坠江案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打击公共交通工具领域犯罪,更好的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进行统一规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9年公检法三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细化认定标准,为司法部门定罪量刑指明了方向。接着刑法修正案中妨害安全驾驶罪新鲜出炉,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按照犯罪打击以回应民众呼声。妨害安全驾驶罪新鲜出炉,改变了过去由指导意见规制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历史,为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支持。对保障人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妨害安全驾驶罪设定上也存在一些不足,给司法认定带来了挑战。主要表现在:现代交通工具五花八门,加上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的流行,公共交通工具界定不一。其标准不统一,给司法认定工作带来了挑战。对暴力的认定界限模糊,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中的暴力必须要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需要细化。同时限制了司机的正当防卫权限,司机基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必须要对正当防卫权限做出牺牲,但并不意味着司机要一直容忍不法侵犯。另外该罪罪状危及公共安全界定模糊,在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之间左右徘徊,具体体现在和刑法114条的区别。对危及公共安全理解不同,带来的认定结果也不一致。通过研究妨害安全驾驶罪司法认定历史沿革,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中的相关经验,对我国妨害安全驾驶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明确公共交通工具界限和标准,扩大适用范围。将共享汽车及接送员工的班车、租赁汽车和小型出租车纳入规制范围。二是细化暴力认定界限。将暴力理解为妨害司机正常驾驶的行为,不要求达到致人轻伤以上的地步。三是适当扩大驾驶人员的正当防卫权。将司机擅离职守型妨害驾驶解释为驾驶人员不履行职责主动与他人斗殴或者殴打他人,从而危及公共安全。四是细化危及公共安全标准。将该罪理解为准抽象危险犯,减少司法认定负担。将危及公共安全解释为威胁到公共安全,同时要做缩小解释,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公共安全产生威胁,要结合社会危险性、法益侵犯性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