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更迭之际的儒家学者,多半怀抱着一种救世的情怀反省有明一代的学术,黄宗羲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并不像朱熹、王阳明那样具有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理论特色,但他对明代学术,特别是心学的反省对理解整个明代学术的走向来说则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在他的身上,尤其鲜明的体现出那种救世情怀影响下的学者的批判原则,这之于当今儒学研究界,仍是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主题。本文着重讨论黄宗羲的心学思想,以及心学背景下的政治理论建构和他对明代儒学的反省批判。他的心学思想基于其师刘宗周的思想展开,对有明三百年学术演变持有一种“道德”的、“实践”的批判立场。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所表露的政治理论观点正是基于这种立场而对明代政治史所作的“本原性”反省。他的政治理论强调：政治乃是道德之于公共领域的一种延伸,即君主手中的权力源自他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假若君主不具备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他手中握有的政治权力也就是不合理的存在。在这个基本观点的支配下,他描绘了一种上古三代时“道德”与“权力”合一的人者形象。在他的眼中,这即是最完美的君主形象。三代之后,由于这合一的“权力”与“道德”趋向分裂,因此“人者”的形象在后世不得不蜕变为拥有上古“道德”色彩的儒者和代表世俗“权力”的君主二者。他们的合理共存,或者按照他的描述：“共治天下”,即代表着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方向。任何打破或者无视“道德”、“权力”合一这一基本政治原则的政治努力都被视为是乱世的特征。他的《明儒学案》一书则系统的阐述了他对明代儒学发展状况的观点。他认为有明学术可大体分为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即自白沙至阳明再至泰州；第二条即自白沙至甘泉再至蕺山。陈白沙之前的明代儒学基本仍延续了宋儒的旧思想,并没有明代自身的思想特色。自白沙开出具有主体性特色的工夫之路后,明代的儒学才算是走上了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之路。阳明与阳明后学的演变状况可以说是明代思想的主流。黄宗羲在书中一方面极为详尽的阐释了阳明学自身的演变情况：将江右学派视为阳明思想的正统传人；一方面将自甘泉至蕺山一系比作映射阳明学的一面铜镜,认为阳明思想的优点和弊端都在蕺山的思想体系内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解决。促使他做出将重视后天修持的江右一派定为王学正统和将重视“迁善改过”的蕺山思想定为明代思想总结者的结论的主要理论原因即是他自身继承自蕺山学的重“道德”、重“实践”的批判立场。不仅对明代儒学,黄宗羲有一种史学化的理论总结倾向；对宋明两代的儒学发展,他也有着一种史学的思想自觉。因此,在他的视野中,明代的心学并不是异于宋儒的另类学问,而是内涵于宋儒道学传统内的更为精细化的主体思想。因此,他对明代学者的评判就往往表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即在大的宋明儒学传统背景内,以“求同存异”的方式解析明代学者思想。自江右至蕺山,黄宗羲之所以将其注重静坐和道德修持的思想判为具有正面意义的明代思想,是因为他出于承接宋儒的目的而如此做,此是他“求同”方法的学术史应用。阳明以及其后学的主体性道德学思想因与宋儒的传统大相径庭,所以在他看来则属于不得不“存异”的一段史料。他对阳明学或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是书中处处可见的。黄宗羲本人的心学思想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即他自身重“道德”、重“实践”的立场使得他较为重视儒者的道德操守和经世能力。因此在他晚年所作的《明儒学案·自序》中提出了与陈确思想十分类似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观点。第二即他对蕺山思想的阐释几乎可以视为其心学思想的全部,而他所继承的蕺山思想则主要可以凭借“慎独”、“义理圆融”和“气化流行”三条宗旨加以把握。这其中,自气化流行的宇宙视角下如何“圆融不二”地对待宋儒传统的“心”、“性”、“理”、“气”概念,如何从中推衍出道德修持之于人的支配意义,则是其心学思想的努力方向和义理规模。然而要理解黄宗羲这一段的思想历程,就不能不涉及到对刘宗周本人思想的闸述。蕺山思想不仅对黄宗羲的生命来说,具有不可撼动的原则意义,而且还是《明儒学案》一书中汇通各家思想宗旨的纲领式思想。从这个角度上讲,于本文中对蕺山思想以及其思想的学术史意义进行详尽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了。蕺山思想的发展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即早期的慎独说,第二即中期的诚意说,第三即晚期的气化流行说。黄宗羲因自身心学素养的原因,对勾连蕺山早期和晚期思想的诚意说一直没有合适的理解。他在《孟子师说》一书中虽然极力想要通过主体的角度赋予他的气化流行思想以必不可少的道德意义,但这种发明人自身主体价值的努力最终还是消亡于存有义的气化流行说所带来的阐释便宜中。蕺山思想的学术史意义即在于他对阳明思想的定位,他认为阳明思想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发明本心时“轻于向上指点”。因此他从后天工夫之于人的必要性的角度出发对阳明“道德本心”的良知说做了许多批评和新的阐释。他将阳明所确立的主体性道德学思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发明工夫入手之方向的指明意义上,而将王龙溪的思想视为对阳明良知说的一种滥用；将江右学派的思想视为种对龙溪和泰州后学滥用良知说现象的工夫救正。他曾慨叹自己殉国的门人王毓蓍说：“吾数十年来,只得此一门人。”这种道德立场的坚持,即是本文用以理解刘、黄二人以及其背后的明代儒学演变过程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