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企业平均每年要花费50多天用于与政府打交道。我国作为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仍以资源配置者的身份出现，企业必须转而向政府进行一些交易来获取某些稀缺性资源，这已经成为行业中的潜规则。2010年紫金矿业集团的污染事件背后隐藏着一扇“寻租门”，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寻租问题的严重性。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企业的寻租成本——非生产性支出，并且探讨这部分非生产性支出最终是否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文章具体以Anderson et al(2006)模型为基础，以现有数据库数据可获得的上市公司2005——2008年数据为来源，研究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同时，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09)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衡量政府的干预程度，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同时研究检验了这部分非生产性支出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越少，企业的寻租成本会越少。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上市公司的这种相关关系更显著。换而言之，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的寻租空间越多，这就意味着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但是国内也有一些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进行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与地方政府建立更多的政治关系确实能让企业得到某些利益。例如：获取配股资格、长期借款；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等。权衡考虑，本文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这部分非生产性支出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国内对这部分的实证研究比较少。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根本。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完善的制度规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堵塞现行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减少寻租空间，使得政府向社会提供平等的服务。企业可以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支出的降低会进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