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空白,似乎刚刚进入了一般公司治理理论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并重的阶段.在国外,只是近几年才逐步认识到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由于研究起步晚,有很多局限,甚至仍把它当成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在国内,我们习惯性地认为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与普通公司没有多少差别.有限的研究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制改造方面,主要是证明股份制的产权关系优于单一国有.实际上将研究局限在了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献计献策"的单一主题上.而对于上百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却似乎视而不见.在这些理论研究中还显而易见地回避了这样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为什么中外理论界对银行产权与效率是否有关至今仍存在争论?争论是实质是什么?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一般的公司治理到底有无实质性的差别?转型经济银行公司治理与发达国家能够一致吗?谁是我们的学习目标?实现有效公司治理的条件是什么?面对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改制失效现象,四大银行公司制改造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我们能否为"是否需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制改造"及"是否需要建立股份制银行"提供理论依据.否则,我们必将面临具体改革的巨大困惑与争议,很难避免产权改革的"程式"化缺陷,最终导致改革的结果偏离初衷.为此,本论文不讳浅薄,不但希望回答这些问题,更希望能够在我国"转型期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方面做出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对这些问题的回避既反映出我们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差距,也反映出我们一定程度上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滥用.实际上,该理论体系存在一些关键性的缺陷,导致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其核心缺陷是对交易费用衡量的缺失,方法论方面的"类比外推法",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导致制度检验标准易变.因此仅仅能给出"先进制度"的定义,并没有给出先进制度的衡量方法.以至于我们经常陷于对制度学习目标选择的迷惑,在制度引进上也摇摆不定,并将产权的初始界定——公司制改造提到了过高的地位,而这恰恰是俄罗斯等国转型失败的原因.有鉴于此,我们在引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与中国改革",重新审视改革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三个与改革决策密切相关的命题.在紧接着的"转型中的银行业与银行改革"(第一章)的内容中,通过对我国银行业改革整体回顾与分析,并以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教训为对照,初步印证了这些命题与建议的正确性.国外学者虽然从商业银行内外信息的严重"不透明"和"受到严格监管"这两个角度认识到了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但仍停留在对概念框架的设计与企业治理经验的借鉴上.本论文则认为"不透明"并不是特殊性的根本所在,因而沿着"严格监管"的角度讨论并重新认识了这种特殊性(第二章).由于制度的"客观不可比"性,论文专辟一章(第三章)从新的角度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国际经验".反观"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实践"(第四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板块化"特征和三种主要模式.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公司治理再造的起步阶段,组建国有金融集团的尝试中出现了银行公司治理的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治理亚型.形成中国化的银行公司治理特色主要源自转型期银行公司治理的①政府行为②金融监管③市场环境与④股东控制的"四维约束"(第五章).良好的公司治理取向,强调了银行公司治理的静态设计.而银行效率的提高最终依赖良好的静态设计和有效的动态调整与优化这两个方面(第六章).与一般企业不同,银行分支机构的风险更容易引发全系统的风险,巴林等银行由分支机构引起的倒闭事件,给予我们深刻的教训.因此分级管理体系的建立就成为商业银行有效公司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章).而解决分支机构当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对激励体系的整合(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