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直以来贫困问题也是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中国的减贫事业历经救济式扶贫、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等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灭绝对贫困。中国的减贫历程为世界反贫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绝对贫困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彻底消失,为了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对贫困和做好易返贫人口的监测预警工作成为今后关注的重点。贫困脆弱性正是这样一种用来度量返贫风险的前瞻性方法。有学者在研究灾难问题时开始研究脆弱性问题,认为脆弱性是个人或团体预测、应对、抵抗和从自然灾害的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后来有学者将这一理论用于研究贫困,提出贫困脆弱性这一概念,认为贫困脆弱性是家庭或个人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这一定义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学术界研究贫困脆弱性也慢慢发展为研究贫困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首先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测度贫困脆弱性,分别是基于期望贫困的贫困脆弱性（VEP）、基于期望效用的贫困脆弱性（VEU）以及基于风险响应的贫困脆弱性（VER）。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系统（CFPS）,使用VEP测度方法测度贫困脆弱性,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本文旨在研究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本文所提到的民生性财政支出主要是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先介绍了相关理论,包括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以及基本多层模型和广义多层模型的理论与原理。贫困脆弱性是家庭层面的特征,而民生性财政支出是宏观层面的变量,并且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除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外,还包含多种家庭和个体特征的因素,因此本文的数据结构属于从低层到高层的嵌套式结构,适合使用多层回归模型。本文使用多层logit模型研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微观层面,户主的学历、家庭教育支出、生活条件、人情礼支出均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显著因素。从宏观层面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与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也就是,增加民生性支出有利于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即能够减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具体来说,人均民生性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比,平均而言每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比将下降2.4%。参考已有文献,以0.29作为贫困脆弱性的标准,认为贫困脆弱性高于0.29的家庭为脆弱性家庭。本文根据测算结果,将家庭分为脆弱性家庭和非脆弱性家庭两种状态,分别量化为1和0（0表示该家庭不是脆弱的）,以家庭脆弱性状态为因变量进行多层logit模型回归,得出的结论依然支持民生财政支出能够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脆弱性保持下降趋势,贫困脆弱家庭的占比在2014至2018年里也大幅下降;从区域上看中西部地区的贫困脆弱性要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其次,2010年至2020年以来中国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增加,且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速要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结构看,医疗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未超过2%,处于较低水平,医疗财政支出的投入仍然不足。最后,民生性财政支出增加有益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影响的途径在于通过教育财政支出增加家庭人力资本、综合素质能力以及减少教育成本,通过医疗财政支出降低家庭就医成本和提高健康水平,通过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补贴困难家庭、分摊社会风险。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在于,首先选用了农村家庭三个年份的数据,可以分析贫困脆弱性变化的时间特征和区域特征;其次利用多层模型可以将省份宏观数据和家庭微观数据都纳入模型之中,从而分析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拓展了贫困脆弱性研究的范围。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处理数据时将跨省迁移、家庭抚养比无意义的数据采取了删除的措施,得出的某些结论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农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