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国际、国内经济都面临着严峻的下行压力,国内外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复杂多变,我国进一步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扩大政府支出拉动总需求的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以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信心,维持经济平稳向好的趋势。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效应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本文在考量中国现实经济情况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财政政策效应模拟,在模型中分为家庭、企业、政府三个部门。考虑到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微观主体的特征密切相关,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和企业的传导过程的差异,以及不同类型的家庭对政策反应的不同,本文尝试基于异质性家庭的视角进行研究,将家庭分为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企业分为中间产品企业和最终产品企业,其分别处于垄断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另外,模型假设存在不完全竞争机制和价格粘性机制（Calvo定价）。政府部门是政策的制定者,本文重点关注财政政策。本文考虑各种财政工具的内生性,将财政政策细分为政府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研究政府消费性支出冲击、政府投资性支出冲击、政府直接税冲击、政府间接税冲击如何影响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基于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在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的增长。短期内效果明显,但长期来看财政政策的效应逐渐衰减;第二,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优于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政府的间接税政策优于政府的直接税政策。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政策和政府的投资性支出政策都会在短期内拉动产出和就业,但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政策的效果更明显。政府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政策都会在较长时期内拉动投资,在较短期内拉动消费,间接税政策效果更明显。第三,无论是财政支出政策还是税收政策,对产出、消费、就业、物价的影响均为短期影响,对投资的影响时间持续的更长。在政策模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议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应当把减税作为下一个阶段的政策方向,下调间接税的税率,以此来释放投资和消费需求;压缩非刚性、非重点的消费性公共支出,增加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府支出以拉动产出和就业的增长;降低间接税率,减小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减轻家庭的异质性特征,提升政策效应;同时结构性减税和政府支出增加在稳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会带来赤字的增加,因此需关注财政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