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兴以来对科举制度不断地改革，保证了科举取士公平公正地进行，打破了世族大家对政治的垄断，削弱了门第血统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时宣扬出宋廷在科举取士中以才能为本的价值取向，刺激更多的中下级官吏及贫素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并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改革极大地提高了进士的政治地位，伴随着儒学复兴运动高潮的出现，这些知识分子政治主体意识也愈发清晰和明显，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和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仁宗朝时期南方地区一改宋初的人才颓势状况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在人数上形成了悬殊的差距，北方地区人才优势基本丧失。而南方地区人才分布又表现出一定特色。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然而在这些进士仕进的过程中，家世背景还是直接或者隐晦地影响到了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出身于中下级官吏和寒门出身的进士来说，他们的家世背景对其仕进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时这种关系表现的比较隐晦，但是这却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因素。景祐、庆历年间，范仲淹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得到了士大夫的声援和响应，他们以继承道统、承担道义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形成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及其政治特色。仁宗朝士人的这种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延伸并影响到了熙宁年间的政治变革。由于思想和政治上都日益趋于成熟，熙丰大变法与反变法之间，士大夫政治主体发挥地淋漓尽致，士大夫政治也在变法与反变法之间步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