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作为植物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作为版刻技术最为盛行的时代、作为绘画艺术颇为繁盛的时期，出现了诸多形制各异的植物图像。本文以明代本草、农书和植物谱录中的植物图像为研究对象，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明代植物图像所呈现的多元化基本图景;其次，对多元化原因的探究——在植物图像制作、流通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分别是如何认识植物图像的，他们所具备的植物知识如何，他们分别对植物图像的发展有何影响？　　明代植物图像呈现出极大的多元化，有精细者亦有粗糙者，有全株图亦有局部图，有以图为主者亦有以文为主者……就如同万花筒所用的彩色玻璃片一样，形形色色，各有千秋，然而正是这些形色各异的植物图像，构成了明代植物图像的基本图景。其所谓基本图景，是以“知识复制”与“图像转绘”为主，直接取“象”于自然的图像较少;尽管图像各有特色，偶有创新，甚至出现了结构图与剖面图，但基本绘图理念并无革新，均受传统“名物”思想影响。　　在植物图像制作过程中，学者士人阶层具有较好的植物知识，因此力求借助图像准确表达植物特征，但士人并不具备专业画师的绘画水平，他们在植物绘画中所采取的措施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有足够财力者，会聘请专业画者，通过不同人群的配合完成图像植物著作编纂;二为自己有一定绘画能力者，其文字与图像均由自己绘制;三是在没有足够财力或为了便于知识传授，仅将植物的典型特征绘制出来，绘制成示意图。而专业画师，他们的焦点在于如何彰显植物的艺术性，由于植物知识的匮乏，忽略了植物的真实状态，并且本草领域的植物图像成为专业画者临摹习画之“粉本”，从而进入到艺术绘画领域，也可见其所关注的是绘画本身。至于刻工，由于明代植物图像的基本特征是图像复制，他们促进了图像的流传与传播，但是由于其基本植物知识以及绘画技法的欠缺，有时不免造成知识传播中的“以讹传讹”。　　不少植物图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形变，甚至存在植物知识的错误，然而这种形变却并未影响到书籍本身的传播。而且，在附有图像的救荒食用植物类书籍中，由士人编纂的图像本草尽管图文结合更为紧密，但流传也并不广泛，这类图像著作多用于本草书籍编纂中植物的考辨;而流传较广的是易于诵读的书籍，这是因为在民间，植物的辨识多是通过口诀、诗词传播，或是口传亲授，很少借助于图像。因此，从用于阅读者实践层面而言，图像也并非必需。再者，植物图像最终的呈现形式不仅取决于各种客观因素，还取决于在书籍在市场流通中投入成本与所获收益之间的权衡，在这种权衡之下，很多时候不得不以牺牲图像质量为代价。还需提及的是，明代插图本书籍的泛滥，使得植物图像淹没在众多图像书籍之中，使其图像成为一种符号或者装饰。　　园艺著作与植物谱录更贴近于文人日常生活，在花卉文化影响下，花卉谱录与花卉绘画之间呈现出一定线性关系，从最初的植物谱录范畴传播至版刻及画谱范畴，而当时的画谱已脱离对自然的直接观察，形成固定的口诀与程式，这样并不利于植物知识的体现，图像中的知识多是以“复制”为主，“创造”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