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权利意识加速提升,更加渴望诉讼救济的实效性,因此,诉讼救济理论就成为法学理论界愈加关注的焦点。与民事诉讼相比,受公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存在行政机关恒为被告、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悬差、涉及公权力制约等特殊性。导致行政诉讼程序繁杂、作出最终裁判的时间长的诉讼弊病更为突出,所以行政法学者们逐步将目光聚焦到对行政诉讼中权利保护实效性的探讨上,并以“停止执行制度”的探讨作为研究的起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此后,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停止执行制度”并不足以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实效性权利保护,认为应当将研究内容及范围扩大。由此,行政诉讼保全程序、先予执行制度才逐步进入行政诉讼法相关理论制度的研究视野,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暂时性权利保护的理论。作为暂时性权利保护理论的组成之一,行政诉讼保全程序在弥补因司法现实等原因而给当事人带来的法律保护漏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行政诉讼保全程序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没有上升到行政诉讼法的高度。仅有2019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为其提供保障,存在法律规定散乱、忽视财产保全与行为保全各自的特殊性、混淆行政诉讼保全与其它保全程序及相关概念、司法审查标准不统一、保障与救济措施单一等问题;二是行政法学界缺乏深入研究与探讨。在归入暂时权利保护体系后,学界对行政诉讼中暂时性权利保护的探讨便告一段落,没有像探讨“停止执行制度”那样深入的专门研究行政诉讼保全程序,研究成果上略显苍白;三是实务中缺乏关于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的司法实践。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大陆地区的行政诉讼保全程序形同虚设,没有发挥诉讼救济的根本作用。反观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在立法、理论层面对行政诉讼保全程序的研究均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与之相比,我国大陆地区的行政诉讼保全程序不仅在立法上亟待完善,在理论界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他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在行政诉讼保全程序中形成的先进经验进行合理参考和借鉴,立足于我国实际,提出应当以追求人权保障为行政诉讼的核心理念,并遵循从立法界定到司法裁量的思考路径:一是完善已有的行政诉讼保全程序规定并引入立法;二是在理论上明确行政诉讼保全程序的基本类型以及行政诉讼保全与其它保全程序及相关概念的区别;三是对程序启动、运行、救济等方面作具体制度设计以尝试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保全程序建构,以期能够为我国大陆地区行政诉讼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