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对民事二审能否撤回起诉这一问题各执一词,久持不下。虽然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38条和第339条首次对民事二审撤回起诉制度予以了肯定的回应,但并不意味着有关的理论争执尘埃落定。事实上,理论上的多元化和司法实践的多样化,以及上述解释在实践中运作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引起了对该制度新一轮的考量和审视。对于民事二审能否撤回起诉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撤诉契约理论和理性经济人理论这两个理论来作进一步的佐证和阐述。而回到立法本身,结合司法实践的运行现状,该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规则层面:存在处分权原则贯彻不彻底,一刀切方式禁止再诉欠缺合理性,和解协议调解化趋势明显与和解协议效力过低消解撤诉优势等痹症。实践层面:存在撤回起诉与撤回上诉的关系含混不清,诉讼费用负担机制不同一,针对撤回起诉与撤回上诉同时提起的情形处理方式不科学,人民法院对二审撤回起诉请求多采同意的处理方式,法律依据适用混乱和当事人申请制作调解书的热情不高等问题。为回应该制度在实践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在完善《民诉法解释》第338、339条的基础上,同时关注与该制度相关联的问题。具体举措包括:坚持“被告中心”原则,保障当事人以自己意思使诉讼程序依撤回起诉终结的权能;构建民事二审撤回起诉的诉讼费用负担机制,规定原则上由原审原告负担相关诉讼费用;对于二审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问题采取区别化的处理方式,涉及人身关系案件可赋予当事人再次起诉的权利;明确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与撤回上诉不可并存,后者所产生的效果可为前者所吸收;二审撤回起诉行为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应增加法官告知撤诉后果等事项;基于和解和调解应各自独立的认知基础上,和解协议调解化的举措并不恰当,增强和解协议效力才是应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