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管理、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是一个文明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度量衡起源很早,至迟在春秋时已形成严密的计量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独特礼乐特征的度量衡文化,表现在多种构思巧妙的度量衡器具上。虽然,随着王朝的兴替,器具淹没存留不定,但历代典籍对度量衡制度、器物形制的记载,从未间断。后代据存世古器和史籍文献的片断记忆,多次尝试恢复度量衡古制,当然也曾因时制宜的创制。有清一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国家度量衡制度、管理上,仍然因循前朝,并以不滋扰百姓为其宗旨,在度量衡制度建设方面并无显著建树,似无足观。然而,前辈度量衡史家,对清代部颁度量衡器的形制、量值标准、制度建设及管理等方面,仍然作了有益的总结,取得了重要成果。而本文则转换视角,基于对清代复兴古学与西学渗透并存的学术特点的认识,试图从学术史角度,讨论清代度量衡的知识存在状态和演化情形。由于清人在这方面工作众多,本文仅做了初步的研究,选取律学中、经学中、西学下的部分工作进行梳理,希望对理清清代度量衡学术和深化认识有所裨益。第一章,首先对度量衡的一般认识和明末至清末的总体学术背景做了交待;接着简要介绍了西方度量衡和近代计量发展的情况。在这一章,重点梳理了清代以前中国度量衡相关文献,分析了民国以来学者对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成果。其中,着重讨论了前人对明末至清末度量衡的研究情况,并尽可能的介绍与度量衡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如律与度量衡关系、民间度量衡及海关度量衡、清宫仪器、物质比重、清代测量以及科技翻译中的度量衡问题。总之,本章尽可能的梳理清人学术之外的度量衡研究成果,以作为后面研究清代度量衡学术之基础。第二章,探讨清代学者律学中的度量衡研究。首先讨论了清人对律与度量衡关系的认识,发现康熙及之后的官方表述不打算脱离《汉书·律历志》以黄钟律为根本、度量衡为其用的藩篱,这也是清代大多数律学家的一般认知;而仍有一些律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江永从早期的以象数为本、度量衡为范、律生于度数之中的认识到宗承朱载堉的观点,认为律度相互为用而无相生关系。揭示安清翘超越前此众家的认识,律与度本无相生,也无须相互未用,律仅是一种数学比率,这是一种与今人观点相近的认识。本章又从度、量、衡三个方面梳理了清人的研究。在考度方面,指出康熙累黍工作与朱载堉的异同之处,并揭示了康熙考尺度时曾使用西法验证;首次梳理江永考古尺的工作,指出其在朱载堉学说之外,坚持以人体起度、用水银校准并完善数学计算等不同认识;首次讨论了孔尚任及之后清代学者群体对建初铜尺的狂热追踪及鉴赏考证;揭示了钱塘在考证历代尺度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及前人成果,驳乱反正,认清了周尺、汉尺的不同,在清人尺度考证上成就最高,其汉尺尺度与今日所得基本相同。在容量考证方面,本章梳理并重新解读了江永、戴震、钱塘、徐养原、成瓘、邹伯奇对《考工记》“栗氏量”的考证工作,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并发现成瓘试图解释《九章算术·商功章》粟斛、米斛、菽麻麦斛斛积的工作;全面梳理了钱塘因律考律的工作,认为其汉斛研究是闭门造车之举,但其对《隋书·律历志》所载晋以来及唐宋造律考律工作能追溯源流并纠正史书错误,功力独到;并考察了孔继涵所作周代、汉代容量与清代量值折算表。在权衡考证方面,梳理了江永、钱塘、孔继涵所得古今量值,指出清人使用传统的以黍定权、以钱定权、以米定权,虽有实验验证,但均为间接方法,与今人依据出土古权直接测量所得,差距很大。第三章,选取《小尔雅》“度量衡”三篇作为窗口,考察清代经学研究中的度量衡问题。首先介绍了《小尔雅》的版本、体例以及清代注解情况。接下来,围绕戴震以《小尔雅》中度量衡进位关系的混乱为判据、贬低《小尔雅》的观点,以此讨论了莫栻、王煦、胡承珙、胡世琦、葛其仁、宋翔凤对“度量衡”三篇的解读,发现王煦和胡承珙、胡世琦的解读最详尽,对《小尔雅》的维护最有力;并介绍了诸家的生平和著述情况以见其人学术工作之概况;同时,探讨了诸家的研究方法;并揭示了胡世琦《小尔雅义疏》参考了胡承珙的工作;另外,对胡世琦、洪亮吉、段玉裁围绕《小尔雅义疏》书信交流的情况,做了分析。本章还统计分析了这些注家注释《小尔雅》度量衡三篇时所引用的文献,发现以经部文献最多,而经部中又以三礼文献最多,并专门讨论了《考工记》、《汉书·律历志》、《说文解字》、《春秋》的引用情况。指出清代诸家注解《小尔雅》“度量衡”主要使用经部文献,是为读经、读礼服务的。也可以认为,清代考据家眼中的“度量衡”是存在于经学和及其礼学中的,这是其知识存在的状态。同时,本章讨论了清人注解《小尔雅》的缘由及其价值,认为注解缘由是随清代考据学之潮流,提升《小尔雅》的地位;也考察了这些注家对《小尔雅》度量衡三篇并没有区别对待,而是基于名物之学的训诂研究;至于其价值,仍然是经学之羽翼,潜在的目标是求古礼以治世。最后又介绍了晚清学者邹伯奇补充《小尔雅》度量衡三篇的工作,笔者对其内容作了分类,并逐条考察了其内容,认为邹伯奇与此前诸家不同,对经学中的度量衡,已区别对待,有客观的度量衡标准意识,并形成认知体系。第四章,论述晚清西学东渐影响下,洋务运动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及庚子事变后政体改革中,清代学者的度量衡研究状况。首先讨论了冯桂芬在洋务时期,以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的目标,撰述《校邠庐抗议》,提出《一权量议》;但在此后的丈量田亩实践中,遇到阻碍而无法统一步弓,最终妥协,并以清代官方文献为准,施行新旧两套办法,取得相对统一;并统计分析了戊戌变法中朝廷官员对冯桂芬《一权量议》的签注意见,揭示了庚子事变后的意见与戊戌时期截然不同。接着,研究了叶在扬的《度量衡新议》,指出其著作综合中、西两种办法,取长补短,以数理协和为宗旨创制新度量衡,是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文章对其著作做了详细分析,纠正一些错误;并交代了该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最后揭示了清末政府颁定度量衡改革办法和章程时参考了叶在扬的著作,并推断叶氏可能直接参与了清末度政改革。本章最后,对清末众多的中西度量衡用表,作了考察,介绍了其基本情况、对各表翻译名词作了统计、分析了中西尺度折算的数据来源;并讨论了这些数表的流传和影响,指出其对民国时期划一度量衡的工作作了铺垫。最后一章,对前面三章的工作作了总结,同时提出并讨论清代度量衡学术研究的若干问题。如,清代学者的学术旨趣、度量衡知识的存在情状及在时间向度的演化、度量衡研究者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交流、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官方学术对民间学者的影响等等。文章最后,分析了本文的不足,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有待深化、拓展的内容。本文仅仅是对清代度量衡学术的初步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从事,研究清人的度量衡学术,对认识清代学术的整体面貌,将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