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迅速稳定了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新的基层政权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家重新实现了对陆地社会的有效掌控。与此同时,水域社会的相关改革却没有紧随陆上的步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新政权的忽视,有些无法在陆地上生存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趁机藏匿于水上伺机破坏水上秩序。长期以来,水上社会有着迥异于陆上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群体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由于水上区域辽阔,船只流动分散,水上居民成分复杂,导致陆地社会长久以来无法有效地将其纳入到官方的行政体系之中。面对如此复杂的水上情形,国家基层政权如何实现对水域社会的有效控制,是中共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自成体系的水域社会在面对陆上社会的强烈冲击时,水上居民如何看待国家权力的扩张?又将会采取怎样的因应措施?其结果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华中、华南、华东等地掀起了建设水上基层政权的高潮,多地相继建立水上区政府。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水上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武汉市于1953年8月在水上民主改革胜利结束的基础上,成立了水上区人民政府,建立了区一级政权机构,以加强水上工作。水上区政府作为区一级的政权组织,不仅具有陆地政府的一般职能,还有独特的水上职能。为了更好的发挥水上政权的作用,随后还陆续在全区建立了船民委员会和水上办事处。水上区政府在日常政务运行中,不仅要与陆上机关发生相关的业务交流,同时也要与诸多的水上单位保持紧密联系,由此形成独特的水上关系网络。为了避免民船的盲目流动,水上区政府从定航编组、船只交易和船民动员三个方面对民船的调配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以达到掌握船只动向的目的,为民船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水上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私营民船的社会主义改造,水上区政府在改造试点的基础上,对全区的民船社会主义改造做出整体性布局。虽然全区迅速的建立了多个合作社,船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在合作化政策的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水上区政府依靠和发动全区的船工和船民,保证了民船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水上区政府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最终被撤销。水上区政府作为重要的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为了实现对水域社会的有效掌控,武汉市水上居民基于长期血缘、地域、利益、职业或其他关系所形成的习惯,在此次国家权力的下移过程中,或被沿用或被彻底改造。水上居民的身份和认同也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渐趋稳定,最终归于新政权的日常管理之中。此前曾一度游离于陆地政府治理之外的水上游民,在水上区政府的引导下要么起坡上岸,要么适应水上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中共由此实现了对水域社会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