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美早期电影互视下的“主体性建构”与“女体现代性”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中美之间影像互流的不平衡,从1897年中美电影关系建立到20世纪20、30年代辱华片导致中美电影关系陷入低谷,再到1937年《大地》等中国题材影片全面改观美国人中国印象,推动中美电影进入短暂的蜜月期,中国民族电影主体建构的轨迹从未中断,历经摹仿雏形、主体话语初现、主体建构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银幕叠像见证了中国电影主体性的出现,亦展现了女体现代性在时代变迁中隐含的性别进步意识,包括时间意识、空间意识、身体意识,涵盖了时尚女体的外部视觉化,差异女体的内部主体化,他性女体的历史国族化。女体寓居于电影中,将现代性的时间意涵和风格特质摺入了中国早期电影主体的建构。论文分为七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回溯了中美早期电影跨文化流动中的女体现代性。该部分从中国早期电影主体性建构的不同时期进行分析,主要探讨中美早期电影中的女体现代性所呈现出的复杂层叠的变体。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生活与时代的颠覆和创新,使新思潮、新女性成为这一阶段中美银幕的焦点。默片中的时尚女体对新女性的定义是身体触受的革旧翻新、求新求变,通过外在形体上的解放进而追求内在自我意识。向有声片过渡中的差异女体,更多地需要面对现代认同（特别是自我感和道德）的困扰。国族危机中他性的女体,不仅意味着异性想象中的新旧主体的折叠,也代表着异族想象中“被言说主体”的中西合襞;第二章,从早期电影现代性建构的重要领域“都市认知及女体想象”切入,结合影片《赖婚》和《雪中孤雏》创作背景即文化危机催生理想女性,探讨中国早期电影在摹仿格里菲斯传奇叙事的同时,如何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对女体现代性进行深刻挖掘,并初步开始中国早期电影的综合叙事;第三章,从“现代认同”的重要主题——自我性和道德出发,以《史黛拉·戴勒斯》和《神女》对伦理的别样定位入手,分析任意的身体在母爱情节剧中如何被伦理化改造,追问女体的现代性形塑中为了消解时代的焦虑与精神的危机,以牺牲女体存在为前提的救赎型叙事本身的伦理价值,是否具有他者导向性,从伦理学的特殊角度与电影文本展开对话;第四章,分析了作为公众形象的两位著名女性,黎莉莉和黄柳霜如何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发现各自身体的信心和力量。与黎莉莉完全由其内部自然而然生成的民族主义不同,黄柳霜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一种被教导的民族意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赋予黄柳霜强烈的家族感,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中国屈辱历史和异域体制所划定的特定的环境生态又使其承受着阶级对抗和种族敌视的双重压迫。黎莉莉见证了中国女明星从传统到后传统的身体重塑,黄柳霜则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华裔女“明星”;第五章,立足于二十世纪早期童伶电影因植入“童年-再生希望”而成为萧条时期的吸引力电影,类型电影和明星制内含的趋利性却导致其身心分离,呈现出“文本-身体”、“传统-现代”等层面问题这一事实,结合对影片《小情人》和《压岁钱》的案例分析,试图通过对比秀兰·邓波儿和胡蓉蓉从儿童到成人身体身份的生成过程,反思中国童伶电影寻求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第六章,聚焦“反文明”空间中的女体流落,通过娼妓问题的想象性重构、压迫叙事的浪漫传奇,分析了两部《马路天使》在跨文化语境中各自创造表达方式,引介新的思考模式。与表现主义由德国电影及电影人引入好莱坞的传播路径不同,五四运动“感时忧国”的主题、表现主义和苏联电影等相关电影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结合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来国际政治纷扰、国内动荡不安的时代现实,推动中国电影人将现实与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交融;第七章,讨论《大地》、《小城之春》女体视觉隐喻中的古典中国元素,试图厘清中国现代主体的新自我渐变。前者从跨文化的视角见证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再生期,包括古老的具有乡村气息的中国和现代化的西方世界的冲突。后者将政治生活和时局动荡导致中国现实的颓废衰败,以及新旧交替时代中国文化和人文性情的复杂,通过女体的视觉隐喻和古典中国元素牵动着观众的情绪;第八章回应前七章,对史料和理论的结合作了进一步阐释。结论部分“银幕叠像与文化中国”,对中国民族电影的反思性重构和女性主体诉求与历史、国家的关系进行总结。讨论了中国早期电影总体上是一种以传奇叙事为内核的结构类型,在主体化形成过程中受到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叙事蒙太奇镜语体系的明显影响,但是通过三个阶段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这种摹仿借鉴只是为了摆脱落后,随着外部历史、国家的变迁,中国早期电影在主题和处理的层面上,已引入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它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途径,以实现文化中国所必须经历的“创造性分裂”。它同时也是作为女体现代性发生的背景与视域,使身体成为建构自我的另一视角。因此,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保持“中国”特色,看到传统与现代在切割断裂中的连续,是银幕叠像的重要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