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复译最早始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上世纪80年代,译界掀起了一股名著复译的浪潮,几乎在市面上热销的每一本世界文学名著都有少则几种、多则十几二十种的译本。很快人们便发现,在众多的复译文本当中,有的确实优于原译,有的则与原译不相上下、各有千秋,但也有些是滥译、甚至是抄袭拼凑来的“糟粕”。这种喜忧参半的复译现象在向“翻译定本”说发起挑战的同时,也引起了译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到底为什么要复译?复译是否真的有必要?客观理性的回答是,复译必须要根据其合理与否来判定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我们不能矢口否认文本无限开放的特性而杜绝复译,另一方面,万不可因此给滥译、抄袭留下可乘之机。那么,复译之路究竟应该何去何从?面对困惑,我们需要寻求科学理论的启发和帮助。基于译界专家前辈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在解构主义和主体间性的观照下针对“为什么要复译?”以及“怎么样复译?”的问题展开探讨,并结合部分成功的复译文本作为分析案例,为复译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复译的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以此作为将西方哲学理论融入译学研究的一次粗浅尝试。通过分析探讨,本文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时代、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人类的认知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与影响,翻译永远不可能穷尽作者意图及其文本原意,而且由于译者的个人素养和社会阅历不尽相同,理解能力和表达方式也有差异,所以只要不是抄袭拼凑,那么不同译本的存在就理当被视为一种合理的现象,复译的必要性也无可置疑;并且从理论上讲,复译是无限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复译是任意、无序的。复译与否,要由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协调而共同决定。需要指出的是,超越旧译应是复译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