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为了控制病毒的再次传播、阻断疫情的发展,政府部门需要大量收集个人信息,但是出现了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与疫情防控具有直接联系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是其中很少涉及到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定,导致疫情防控中被侵害的信息主体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得到重视。笔者紧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更为切合我国实际的对策方法,来完善疫情防控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利于政府部门行使职权时厘清相关各方的权益与责任,弥补现下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本文从三个部分加以论述:第一部分从疫情防控中产生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出发。首先梳理疫情防控中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其中缺少法律法规规定、授权的主体收集个人信息;其次疫情防控中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超出限度,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也侵犯了个人隐私;再次政府部门披露的涉疫情个人信息标准不统一,披露了和疫情无关的信息。同时脱敏性不足也使得信息主体增加了被他人识别出的可能,容易遭受骚扰、歧视;最后疫情防控中收集到的大量个人信息储存混乱,实践中由于参与疫情防控的主体过多且缺乏相关管理制度,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第二部分,从疫情防控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层面来分析其不足之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只提到了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以及其成立的临时指挥机构有权收集个人信息,却没有明确授权、委托其他政府部门、组织能够成为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疫情防控中收集个人信息的原则模糊、落实困难,必要性原则没有运用到实效导致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超出限度,知情同意原则处于失灵状态,确保安全原则的有效性难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涉疫情个人信息的披露标准;只有《网络安全法》中提到了网络运营者可以根据信息主体的要求更正、删除储存的个人信息,而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储存还留有空白;《刑法》和《民法典》中规定了侵害个人信息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传染病防治法》中只提到了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泄漏个人隐私的责任,制度供给的不足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全方位的保护。第三部分,对疫情防控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不足的地方提出完善建议。首先要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明确在疫情防控中除了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当地政府和其成立的临时指挥机构有权收集个人信息外,还应当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授权、委托其他政府部门、组织可以收集个人信息;其次应当确立目的明确原则、最小范围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禁止歧视原则、企业支持原则;再次应当制定疫情防控中披露涉疫情个人信息的标准以及实现其脱敏化处理;从次建立被遗忘权保护制度,分情况处理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储存问题:当地政府及其成立的疫情防控临时指挥机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可以对信息进行留存,其余主体应当给与一定的遗忘时限,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最后要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区分行政内部监管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同时采取追责机制实现责任的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