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内忧外患，对于国家是不幸的；然对于今日之学者，却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料宝库。与“五胡乱华”、佛教输入中国、各种思潮激烈震荡的魏晋南北朝一样，“欧风美雨”洗涤下古老中国的近代历史，内涵同样是异常丰富。理论来源于实践，内外交织影响下的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越纷纭复杂，今日的中国学者越应从中发现在相对平稳简单的社会结构中所不能发现的理论，构建出西方同行不能比拟的知识结构，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以往近代佛教的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以寺僧的文集著作为主；近年来民国佛教期刊越来越多的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可谓近代佛教史料运用上的一次范式革命；但佛教期刊主要还是佛教界自我表达的宣传工具，如要进行更深细的地域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就必须挖掘新的史料。在这一点上，档案具有文集、期刊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档案虽然比较程序化、公文化，却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使得较为深细的社会史研究成为可能。以往档案多是在近代史研究、教会史研究领域使用，少有佛教学者关注。笔者则主要以民国北京市档案为基本史料，试图以本文的研究为契机，唤起佛教学者对档案利用的重视。
　　 本文对中国地方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将采取个案研究与总体把握相结合的方式，从僧团组织(特别是寺院僧侣宗派法派问题)、经济、政治三大方面进行考察。其中，僧团组织(律宗)是佛教内核，经济运营是其基础，政教协调是外护，三者缺一不可。除结语外，全文共分如下五章：
　　 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的缘起、地方史佛教研究文献综述、论文史料来源以及写作思路，为下面的研究做铺垫。
　　 第二章近代佛教的缩影：以北京法源律寺为个案的研究。戒律乃佛教慧命所系，佛教愈衰微，对戒律的要求也就愈强烈。在佛教诸多宗派中，以注重戒律思想及仪轨而开山立派的律宗，无疑是最具典型性、也最能突出展现佛教组织形式的宗派，故笔者选取北京律宗大寺法源寺为个案研究的对象。本章详细考证了法源寺自1900年以来历代住持在位时的情形，主要是通过档案梳理各住持的诉讼状况。一方面，由此展示近代佛教寺院传继惯例与政治的关联；另一方面，在行文过程中注意描述寺僧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寺院经济(包括土地账目债务等)、宗派组织、执事人员、兴办事业等各种细节，以此为缩影呈现当时佛教寺院的社会生活实况。
　　 第三章京城僧尼的生活制度。从寺僧现状、组织形式及传戒活动三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节近代北京佛教寺僧现状，首先介绍了近代北京佛教寺院数量与僧尼人口，指出佛教的寺院数目变化不大，但僧尼人口相较于清中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其次阐明庙产兴学、战乱等因素对于北京佛教的冲击，并叙述了志书、回忆录及西人游记中对于寺院存在状况的记载，总结出近代北京佛教相较明清有了很大的衰退。第三，梳理了时人对于北京佛教的评价，认为近代的北京佛教在佛法的弘传上亦是衰败不堪的。第二节佛教传统之组织形式与现代新变化，指出无论是子孙庙还是十方丛林，亦或由北上弘法僧人组成的“湖南系”，都由传统的宗派宗族及新兴的佛教会共同组织在一起。第三节介绍民国佛教传戒情形，指出在戒牒被取消后，严格的受戒仪式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宗教职业准入制度”。
　　 第四章近代北京佛教的寺院经济。寺院经济是佛教生存发展最基础的物质保障，因而在社会史中对寺院经济进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论文第四章从恒产、经忏佛事以及化缘三个方面论述。首先说明近代北京佛教的恒产主要有地产收入、房租以及在社会影响下新兴的其他收入形式，指出房租成为大多数寺院固定资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京城寺院的一大特色。经忏佛事是北京寺僧收入的另一大来源，甚至是许多没有恒产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北京传统丧葬习俗影响下的佛教经忏业已成为一种行业，给寺院带来收入的同时，也与城市市民生活融为一体。而化缘则是佛教常有的募集资金的方式，在近代寺院收入不敷使用及大规模修缮寺院、举办法事活动时，化缘这一由来已久的方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章近代北京佛教与政府的博弈。佛教自古以来即与政治关联密切，在近代社会亦不例外。论文第五章分别从政府、佛教两个方面研究近代佛教与政府的关系。首先介绍政府管理寺院的机构、法规与方式，指出在近代社会中，政府基本将佛教僧众视为与普通民众等同的存在，不再额外予以特殊关照；并以勒令寺院按时登记、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对其实施监督与管理，“以监督代管理”成为民国政府主要的管理方式。就佛教而言，则一方面难以摆脱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在时局影响下以各种方式主动参与到社会之中，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从档案中发掘近代佛教发展史，从地方社会生活史视角解读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这些都是笔者对近代佛教研究进行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