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2015年我国针对当时制造业利润水平低、工艺落后、核心技术受限的现状下推出的伟大行动纲领。在我国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成本日渐增长而逐步式微的大趋势下,工厂的“用工难”、“用工贵”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智能制造”、“自动化生产”等符合未来制造业运转方式的新技术成为破局的两把利剑。此时“中国制造2025”战略横空出世,作为我国指导制造业迈向高端化的行动纲领,意在提高我国制造业利润水平、丰富我国核心技术储备及实现自动化生产,并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文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否切实提高我国具有高端制造水平公司的投资效率。本文选取1990-2011年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财务面板数据,运用Richardson（2006）提出的模型,将企业新增投资对企业规模、上市年限等变量进行回归,并控制行业和年度效应,模型残差的绝对值为企业投资效率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可比性,将成长性、现金持有水平等作为打分依据对样本进行PSM倾向得分匹配。之后通过DID法对投资效率变量进行回归,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做平行趋势检验、稳健性检验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2025”战略显著提高我国上市高端制造公司投资效率,进一步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分别对DID变量进行回归,发现非所有制企业在战略施行期内投资效率提升更为显著的结论,为后续我国进行政策优化,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供实证支持。本文在研究思路上,第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究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一方面,目前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微观层面,较少文献关注了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视角下企业投资效率的变动,有助于进一步探析经济中宏观和微观行为的互动性。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对政策效应的研究仍集中在产业政策对传统行业中企业投资效率的推动作用,而忽略了政策引导的资金流入将对受政策照顾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对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效率的推动作用及作用途径将对后续我国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二,合理区分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及其异质性。一方面,已有文献对该主题的研究多只集中于影响本身,较少关注两者的可能作用路径,哪些条件下产业政策可以更有效的提升特定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本文创新性地对企业按照所有制和行业进行分类,相同的政策推动下不同属性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容易出现分歧,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因地制宜式的政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本文根据“中国制造2025”对不同组别企业的作用效果给出政策建议,对投资效率仍较低的企业进行更深度更精准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