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问题也就是佛教的异质性如何为中国文化所涵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即佛教自身如何在中国实现寻根与自立的问题。在佛教思想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化过程的是涅槃,因其所观照之生命境界原本带有一绝诸现世的超越向度,正同基于天道而建构的以现世道德圆满为生命超越义之中国本土文化形成巨大张力,故以涅槃议题为切入点而展开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是富有意义的。对此议题的处理,在佛教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晋宋之际有“涅槃圣”之誉的竺道生。他的贡献正在于将涅槃性从涅槃这一混杂宗教与哲学的议题中先行点化,并将其内涵界定为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之“理”。通过理体为本之涅槃思想的建构,他一方面将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包括实相、一乘、佛性等予以综摄,另一方面利用玄学之体用论、得意忘言、合一论等思辨方法对内外学、大小乘加以合会,从而提出众生皆有佛性说、顿悟成佛说等一系列超时代之思想,不仅廓清了此前般若学之迷思,以为之后中国佛教以心性论为本的智性传统开启方向,更以推动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身份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推向深入。缘此,本文将以涅槃为问题意识,在考察道生之前国人对涅槃思想容受的基础上,试图检覈作为后继者之竺道生如何笼罩旧说,发涅槃之妙旨,从而揭橥其理论诠释特色以作为对中国佛教之寻根与自立这一大议题的个案式回应。基于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密切关系,在考察竺道生涅槃思想之前,本论文先对其生平尤其是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参与宋文帝国宴、衹洹寺偏踞之争、与慧琳交游等分析,显明其在处理佛教与王权、夷夏之辨、世俗伦理与佛教思想等议题时表现出超时代与社会的文化合会态度。而此一态度背后正以其理体论为支撑。作为道生涅槃思想的基础,他对理的重视是一贯的,由此成就其理之丰富性与综摄性,具体表现为实相、一乘、佛性之内涵与唯一、遍在、常住之性质。基于对理体的深入发掘,竺道生进一步推展出涅槃之常、无相、本在义,并将涅槃性与生命本质、世俗界与涅槃界相等一。而此正为其在存有论的意义上安置佛教性空说与中国本土道体论的关键性一步。通过对理体内在化为主体性的分析,道生进一步提出涅槃佛性说为其涅槃主体论。对此佛性,道生尤其注意发挥其主体义和本体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以理性合一,理悟不分为主要内容的修行实践论——顿悟成佛说。在以理体为枢纽,佛性为主体,顿悟为工夫的涅槃思想建构中,道生极注意从价值和方法层面寻求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合会,集中体现为对两者所共同珍视之“一”、“极”、“真”、“常”之价值的发挥,方法论上对中国固有之“穷理尽性”、“得意忘言”、“体用论”、“反本”、“肯定表陈”之吸纳与借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将佛性吸纳到理中,成功实现了与中国基于道体之上的人性论传统的对接,而这成为其在存有论意义上会通佛教与本土文化最富有现实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