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公共财政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政府债务危机引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如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还有近期的欧元区冰岛、希腊、葡萄牙的国债危机，日本、美国国债余额远超警戒线等，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对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担忧。从中国国内环境来看，中国从21世纪开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财政体制的作用，确保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中央政府债务低于警戒线水平且信用良好，不存在债务危机的风险。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宏观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和担忧的问题。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信用存在隐性担保问题，学界都担心由于地方债务危机引致连带的中央政府信用危机的发生。由于中国入世后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快速发展，通过发展使以前积累的债务问题得以缓解。这一趋势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央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允许代发地方债券，以及默许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力度而受到严重冲击。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由此而急剧增加，至2010年底已严重超越警戒线。因此，必须要严格管理和控制好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才能确保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本文主要结合作者的工作实践，从县级地方政府债务具体管理者的视角，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等方法，从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多角度，通过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地方政府债务的历史变迁、其对地方发展的作用，以及面临的风险分析，揭示出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融资平台债务出现和增长的制度因素，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架构所伴生的地方政府竞争，即从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机制和考核奖惩利益激励机制，是中国三十年发展尤其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但这同时也是地方政府负债的深层体制因素。最后，本文借鉴现代西方国家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先进经验，提出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监督管理的政策措施，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实现“软着陆”，以防范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地方公共产品的正常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