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沦陷区内,曾经出现过一批附逆文人。他们屈于殖民者的淫威,背弃了爱国抗日的民族立场,投靠汉奸伪政权,甚至为殖民者的宣传和统治提供协助。然而事实上,这些附逆文人有的曾是坚定的抗日派,有的则是对日本有着深刻了解的“知日派”。在对其附逆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其日本观的价值,对其变节背后的原因进行思考。本研究选取陶亢德这样一位较具代表性的附逆文人作为考察对象,采取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分析陶亢德在1931年至1945年间对日立场和日本观的变化过程,解释了其附逆投敌的原因,进而提示出一般附逆文人由抗日派文化人到文化汉奸的“转变机制”。1930年至1931年,陶亢德旅居沈阳,对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活动及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深刻观察,也形成了仇日、抗日的基本立场。1931年至1933年,陶亢德任《生活周刊》评论员,在与导师邹韬奋的交往中,他受到邹左翼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激进抗日”的对日立场。1933年至1937年,陶亢德受林语堂影响,其左翼思想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变,并形成了较为冷静、理性的对日立场。1938年至1941年,陶亢德辗转于上海和香港之间。在全面抗战的特殊形势下,陶亢德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固守使其遭到了左翼文人的排斥,汪派分子开始与陶亢德进行接触。1941年至1945年,陶亢德在利诱下附逆投敌,成为了“文化汉奸”。在附逆之初,陶亢德还试图通过一定的“抵抗”彰显忠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他以官方身份旅居日本以后,他倾倒于日本社会的华丽表象,其对日认识及知日活动也无意中代入了殖民者的视角,失去了应有的民族立场。笔者认为,陶亢德的“转变机制”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左翼文人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这使得其抗日意志发生了初步的松动;第二阶段为身份上的附逆投敌,造成变节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陶亢德在日据上海的生活窘迫,但这一悲剧早在其“孤岛”时期的留守上海和社交活动中就已埋下伏笔;第三阶段为附逆之后抵抗意识的逐渐淡漠,在此过程中,自我逃避的心态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