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分离与对抗的关系,因而主张通过后者来限制前者,才能保证后者的权利不被侵犯。法团主义则认为,国家与社会是联结与合作关系,因而在肯定了前者作用的同时,鼓励两者的合作。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合作具体表现为双向的互动形式: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也就是国家将组织化利益集团纳入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之内;二,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即依托合作框架所提出的政策得到了组织化利益集团,特别是其成员的支持。由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法团主义又被分为由国家主导的“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主导的“社会法团主义”,两者分别出现在后发转型国家与早发西方资本国家之中。其中,国家法团主义一直被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是后发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因而被贴上了非民主的标签。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如果借助长时间维度的历史研究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分析,这种控制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存在,但是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所以仍然有利于民主转型。上述错误观点显然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历史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互动视角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成功案例中进行批判和澄清。首先,本文从国家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的角度探讨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缘由:一是国家问题,例如各党派围绕自治问题同英国殖民者展开的斗争、新马合并与分离、独立建国后面临的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等;二是社会问题,例如当时亟待改善的社会民生、激进的工会运动、族群矛盾等问题;三是这两方面的问题相互交织,使得秉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认识到要让新生的国家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形成国家法团主义治理模式。其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整合”与“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展开:一是介绍了政府扶持成立全国职工总会与人民协会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其中前者作为关键一员加入到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和各种生产力机构之中,后者则接管了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从而最终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二是得益于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国家获得了职总及其成员以及人协及其基层组织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为吸引外资和缓解经济不景气现象所确立的“工资节制政策”,激发劳工积极性和缓解工人不满的“劳工福利政策”,同时积极在议会之外寻求政策共识和实施种族融合政策。再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和机制两个角度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进行了整体解析。在理念上,这一模式强调政治秩序,让民主以可控的速度向前推进,保证了一个稳定政府的存在;呼吁合作共赢,让劳资政三方以合作意识取代对抗意识,缓和了阶级矛盾;崇尚国家至上,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各阶级和种族之上。在机制上,与理念相呼应,确立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证了劳资政三方的合作与协调,形成了国家危机时的全体公民动员。最后,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总结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和启示,呈现该模式以强国家构建强社会,并在最后达到两者相对均衡的思想智慧。新加坡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有序过渡;在经济上,则是在劳资政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转型;在社会方面则实现了由族群分裂到民族融合的顺利跨越。整体观之,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打破了过去那种将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划入非民主之列的价值偏见,重新发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文章也第一次考察了这一模式在整个新加坡奇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摆脱了研究视野上的偏狭和缺陷。然而不足之处也主要在于宏观视野难以捕捉具体生动的细节,有待今后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