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效合同的认定是合同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和棘手难题。关于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项情形。其中,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情形,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极为抽象、模糊,《合同法》并没有对其具体概念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对此的裁判较为混乱。笔者在导论中主要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框架。纵观实务中现有的裁判文书,笔者发现“损害公共利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未被准确适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出现这些现状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因此,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并进行类型化梳理,总结出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及通过立法形式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是必要的。本文第一部分从司法机关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裁判适用情况出发,对类案进行对比,对裁判现象进行归纳总结,探寻司法机关对于审理“社会公共利益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案件的裁判规律。通过对类案的归纳,笔者发现此类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大多一笔带过,同一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各级法院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均有出入,而出现此裁判现象的原因是公共利益的内涵模糊不清,法院的裁判尺度不明。本文第二部分从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以及与其它类似概念的比较入手,探讨《合同法》视角下公共利益的识别困境,由此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原告方起诉时提出的请求权基础不明确、司法人员裁判时说理不充分以及裁判结论得不到论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第三部分通过吸收域外经验、其他学者的观点以及对个案的总结,将公共利益进行类型化梳理,分为公共秩序型、公共事业型、环境保护型和公共政策型四类。但是,类型化毕竟不能将公共利益的类型穷尽列举,因此,总结出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以及通过立法形式将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可能会是更有效的路径。笔者通过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归纳出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有三个,即公共受益性、整体性、非营利性。无论是公共利益的类型化,还是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这都将有助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的判断。但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如何判断某一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如果能够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形式对公共利益的内容加以固定,那么公职人员在司法实践及行政执法过程中,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会更加准确一致;人民群众在订立合同时,也会对公共利益加以考量,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本文在结语部分指出了文章的创新点、不足之处以及笔者的疑问,希望通过各国法律人士的共同努力,为公共利益的研究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