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东盟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将近三成,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额的四分之一,出口贸易总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六分之一。中日韩-东盟的13个国家分别由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大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阶段,与我国在经济贸易领域有共赢合作背景及广阔发展前景。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中的重要领域,是金融资本和金融需求的载体,同时它吸引着全球的金融服务提供机构和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金融人才,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并且在资本聚集和优化配置、信息流通、风险疏散等各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金融发展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金融服务贸易开放是金融服务贸易行业运行的基石,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从中日韩-东盟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的角度来关注这13个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变化,对于通过有效途径提升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本文研究了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测度的相关文献,对目前研究领域得出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分析了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两个方面的文献,接着从文献研究、宏观经济及金融服务贸易现状、贸易竞争力数据、实证分析四个角度探究金融发展、金融开放两个主要因素对于中日韩-东盟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机制。首先,从整体和国家层面分析了中日韩-东盟的金融服务贸易特征,在整体层面比较了中日韩-东盟整体经济规模现状和变化情况,并从供给、需求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变化,在国家层面对各国的金融服务贸易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沿用国际常用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贸易竞争力三项指标对中日韩-东盟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算、比较和趋势分析。为探究中日韩-东盟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及特点,本文选取了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国民收入、城市化水平、市场潜力、服务业人力资本和货物贸易出口额为控制变量,并从直接金融发展和间接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分别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中日韩-东盟1996-2018年的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 ADF-Fisher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数据是平稳的;接着对数据进行了 Pearson相关性检验得到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关系;最后应用Hausman检验确定本文数据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在间接金融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分析中,根据检验结果进行了分别进行了 OLS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显示,间接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正向作用但结果不显著,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强烈的正向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探究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运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究间接金融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的门槛效应,首先门槛效应检验显示间接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单重门槛,进而以间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了面板门槛回归。根据结果显示,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中日韩-东盟间接金融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以0.1036为门槛,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作用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在直接金融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分析中,根据检验结果分别进行了 OLS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二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即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最后,运用工具变量法、分别将间接金融发展水平和直接金融发展水平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通过OLS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证实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减少金融摩擦、多渠道激发市场潜力来促进直接和间接金融发展,通过政府协调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政策促进中日韩-东盟内部金融贸易合作,减少可能造成金融摩擦的信息成本、市场分割成本;二是提高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促进金融服务自由化进程。包括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结构调整、政府部门出台相关促进金融开放度的政策、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加快金融科技创新;三是优化金融人才培养机制,本文从培养方式和引进机制两个层面提出建议。在培养机制层面,提出采用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两种方式提高金融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的信息对称性。在引进机制层面,提出通过建立先进的人才引进机制实现海内外优秀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相关企业“双引进”,借助国外金融人才和企业的引进提高本土人才和金融服务机构的能力,实现本国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