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单纯依靠市场自律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治理上却并不理想。这促使去反思，是否可以在政府监管的主导模式之外，探索另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不是一味被动地由政府来全权处理？日本是世界上食品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本文选择以日本生协组织为例，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日本在食品安全监管上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并特别关注日本食品安全治理背后的动力机制。　　日本生协是日本市民自发成立和自愿加入的组织，构成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其活动覆盖了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做了非常突出的努力，包括:对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加以把关;进行商品比较试验和信息发布工作;对会员进行消费教育与消费指导工作;积极参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的会议，积极参加学习、合作与交流经验的活动。与此同时，生协也组织会员参与到促进食品安全的社会运动当中来，抵制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在这方面，风云日本四十年之久的生活者运动便是突出的体现。随着对食品安全问题关注的深入，日本生协所开展的生活者运动已经从与市场的对抗上，转向了政治参与，表现为直接请愿活动、政治代理人运动和生活者网络的兴起。　　日本生协通过扎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契机，组织市民积极合作，去探索新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观念，锻造新的生活秩序。该组织不仅在会员中建立了某种社会认同，而且还促使日本市民在生协中实践着民主管理、民主经营和民主监督，不断把自己锻造成民主社会的公民。生协的发展历史所折射的，是日本市民社会通过与国家、市场的密切互动，来界定自身领域、赢得自主发展空间的过程。就生协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它既推动了政府的市场规范举措的出台，又充当了政府与市民个体沟通的中介者。这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许多社会服务任务，避免了政府与市民之间可能出现的对抗关系，而且又能够充当两者沟通的中介，向上表达市民的利益诉求，向下传达政府的政策安排。就生协与市场的关系来说，既存在着对抗关系，也有合作的空间。生协围绕着食品安全问题所开展的一系列抵制市场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一方面打击了市场上的不法厂商，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市场制度本身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了市场的良性竞争，带动了整个食品行业的自律行为。　　研究表明，在日本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的生协组织造就了日本食品安全的成功治理。在生协的推动之下，日本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在食品安全治理问题上达到了某种良性的制衡关系，避免了市场本身的恶性竞争、政府的自由放任或监管不力现象。这恰恰是日本食品安全治理的成功经验之所在。正是这种制衡将一种内在的支撑力量填充进了各种制度的运作，建构起了食品领域的良性治理秩序，从而也使日本的食品安全治理表现出了消费者和市民自身的主体能动性。　　相形之下，中国目前缺乏真正能切实代表并维护民众利益的社会组织。国家与市场这两股力量的复杂纠葛以及市民社会的缺席，导致我国民众面对市场上存在着的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对市场上的不规范行为加以抵制，也难以通过制度化途径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国家来治理。因为缺少中间组织，政府与民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也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普通百姓的利益诉求往往难以真正及时地反映到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之中。加之，政府治理本身又存在诸多缺陷。与日本食品安全治理的情形相比，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上，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失衡状态。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又在于社会缺乏自我组织与自我保护，无法与市场和国家形成有效的良性制衡关系。　　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背景不同的是，中国民众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在"后单位社会"的时代里如何自主地去选择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并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将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并得到切实的维护。就此而言，市民社会的发育在当前显得格外迫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的疆域也越来越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仅仅依靠政府来规范市场行为明显不够。市民社会获得生长和发育，民众自己组织起来，遏制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与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做斗争，是今后发展的可能趋势。另一方面，伴随着民众对日常生活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首先，市民社会的存在可以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国家产生制衡，避免政府机构的某些行为因为缺乏制约和监督而出现偏离现象。个人也可以因此得到保护。其二，市民社会能减少个人与国家的盲接冲突，使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被大众意见所左右。再次，市民社会较之于国家更贴近民众的生活，作为中介纽带，能使国家与民众之间保持持久的沟通与联系。而更重要的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同时监督市场与国家，促成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形成良性制衡关系。　　市场、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制衡关系，理应成为我国未来食品安全治理乃至一般治理所应该着眼的目标。就当前的现实而言，国家在制度上尤其是在立法上适当地鼓励市民去成立自己的社会组织，通过合作、自我治理、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而不是仅仅依赖国家来操办一切。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以社会组织的发育来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是完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治理可供选择的理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