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切实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也日益凸显，乡村治理问题正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国家的属性和具体国情必然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只是城市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只以城市的发达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才是更好的实现整个国家繁荣富强、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以及整体国民素质不断提升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以及在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标志着乡村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标志，乡村自治模式的推行自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的效果直接关系到乡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制度变迁的初期，必然会面临各种问题，乡村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处于对乡村治理的探索阶段，都决定了乡村自治的推广任重而道远。因此，关注严重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农村贫困问题，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寻求一条乡村治理的合理道路，显得愈发重要。　　本文在总结和借鉴了学界已有关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以笔者亲自参与的团中央扶贫项目的一年工作为基础，深入敦煌市进行调查研究，将取得的一手资料结合社会学理论相关知识，对乡村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进行社会学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与过程——事件方法相结合来分析乡村治理中二者的互动模式。虽然我国对于乡村治理问题早已开始涉足，但多数是制度性的建议、对乡村自治的体制分析以及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分析，对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分析政府和市民社会具体互动模式的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因此，笔者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框架，探索乡村治理中二者的具体互动模式，得出结论国家与社会的强或弱是具有相对性的，有比较的过程才能说哪个更强，而在不同的权力级次之间，国家与社会所起的作用呈现出相互渗透的相对强弱的复杂关系。　　同时，在笔者一年亲身工作深入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敦煌市号召农民把棉花改种葡萄及敦煌市拆迁改造的两个具体案例，通过动态的事件还原乡村治理过程中解决问题的互动模式，提出关于乡村治理问题解决途径的探索。本文从国家、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途径探索，首先，国家应切实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其次，非正式组织应该更好的发挥积极推动的正面作用;最后，切实提高村民整体素质及参政议政能力也是有效途径之一。　　本文在我国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现状和面临的困惑，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层互动模式的探索中提出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有效建议，把二者动态的结合起来，在事件的过程中，找出共性问题，给出合理化对策和建议。这一研究不仅对敦煌市乡村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对处在现代化建设转型大背景下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极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