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单纯考虑经济发展的官员晋升和考核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区域竞赛,实现了快速提升工业化及国民收入水平的目标,但却忽略了环境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导致中国经济不自觉地走上了粗放式增长这一非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点,这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指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人们将对环境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以空气污染为例,百度搜索与微博数据表明,在2011年之后,公众对空气污染物PM2.5的关注显著提升,是公众环境风险认知的集中体现。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其产生的社会舆论压力可能改变政府决策。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层面的公众环境风险认知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其效果?是一个仍然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以公众对PM2.5污染事件的风险认知为背景,利用准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对微观企业董事会人员构成以及人才吸引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合社会心理学、信息传播学、经济学以及企业财务理论,本文使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前后各五年,即2007-2016年为研究区间,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众对PM2.5环境风险的认知如何影响企业董事会人员构成以及人才吸引行为,得出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著地降低了高污染地区独立董事的供给。相对于低污染地区,高污染地区的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以及比例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且离开企业的独立董事主要来自空气质量较好的地区;在调节变量方面,当企业支付给独立董事的薪酬较低、盈利能力较差、产权为民营企业、独立董事年龄较大、以及独立董事为女性时,环境风险认知对区域独立董事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针对独立董事个体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受到影响的独立董事会逃离高污染地区而转移到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表现为高污染地区企业独立董事供给的降低,以及空气较优地区企业独立董事规模和比例的增加。最后,针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市场价值的研究发现,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使得独立董事减少了在高污染地区的参会比例,也对企业市场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二,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著地提升了高污染地区的高管薪酬。面临环境风险认知的冲击,位于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地区的企业会增加高管薪酬水平,以此来增加自身吸引管理人才的能力,弥补环境污染对区域人才吸引力的负面作用。同时,企业产权属性对环境风险认知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民营企业的产权属性以及较为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强化了环境风险认知冲击对高管薪酬的提升作用。此外,环境风险认知会增加高污染地区中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统计显著性较低。第三,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著提升了高污染地区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在公众环境风险认知的冲击下,相对于低污染地区,高污染地区的企业为了吸引人才,会增加正向盈余管理的幅度,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目的。企业特征与市场竞争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薪酬较低、企业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所处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时,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著提升了高污染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面临环境风险认知的冲击,位于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地区的企业会提升税收规避程度,这可以节约资金,美化财务报表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人才吸引能力。同时,企业特征与市场竞争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薪酬较低、企业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所处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时,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对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更为显著。综上,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研究提供了探索环境污染、区域人才吸引力与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更好生存环境的愿望与现实自然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峻,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并出台更友好的人才吸引政策,以此缓解环境污染对区域人才吸引力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资源,企业应当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合理利用自身资源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使用更为灵活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安排来提升人才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