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作为认定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之一,在限制私法自治、弥补法律漏洞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因其内涵抽象概括、外延具有不确定性,且随着时代之推移、文明之进展而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以法解释方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而发挥涵射功能甚为困难。一般而言,类型化方法较之抽象概念更具直观性而便于操作。本文以类型化为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司法实务中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的典型案例梳理,进而对其分类整理,以期明晰公序良俗的法律适用标准。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文章各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探讨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化的理论基础。首先阐述了公序良俗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意义,公序良俗作为一般性条款,可有效弥补成文法之不足、限制意思自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具有重要的道德宣示意义。其次讨论了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化的基本路径,类型化思维作为对概念思维的有益补充,在统一裁判标准、提高诉讼效率、维护法的安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关于类似案件的认定,应至少包括案件关键事实类似、争议焦点类似、法院的判决理由类似等方面。最后,对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进行类型化既有优势也有弊端,但整体上仍存在类型化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讨论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化的传统意见。首先是对域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涉及法、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其次梳理了我国学者的类型化意见,包括抽象概括型和具体列举型两种模式。然后,分析了类型化观点大相径庭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地区法律体系不同、社会观念与风俗习惯不同以及公序良俗本就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本文主张以本土案例为出发点采取小而精的类型化模式。第三部分提出“真正意义”的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首先分析了实务中“真正意义”的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主要包括五类:以人身为交易内容或所附条件的民事协议,主要包括代孕合同、以生育为条件的赠与、限制人身自由的协议;违反性道德而为的赠与;因托关系、找人情形成的协议;赌博行为;违反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其次,关于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的后果,本文结合我国审判实践、借鉴域外的司法实务,认为应确立“不得要求返还为原则、特殊情况下准许返还为例外”的灵活处理规则。最后,对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进行的类型化,应以穷尽法律规则为前提,实现个案正义为目标,以公序良俗适用的本土化为基础。第四部分提出“非真正意义”的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类型。首先梳理了实务中不应适用公序良俗的案例类型,即不应认定其构成对公序良俗的违反,包括青春补偿费分手费协议、打赌合同、暴利行为等。其次分析了导致不具“真正意义”的原因,主要有缺乏具体指导性、已有具体规则予以规定、混淆法律行为与情谊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