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教育交流事业，是整个中日教育交流史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日本政府主导的对华教育交流事业为中心，将其放在中日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对其展开的背景、内容、执行效果、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平等互惠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对华教育交流最显著的特征。历史上，日本政府是在崇拜与征服的心态下开展对华教育交流的。在古代，日本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理，以藩属国的身份同中国进行教育交流。通过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留学僧等方式，对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展开了全面的学习，出现了第一次对华教育交流高潮。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日本繁荣的封建文明和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崇拜强势的日本选择了脱亚入欧战略，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壮大，很快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此后，日本开始图谋征服日渐衰弱的中国。在这一征服野心的驱使下，主动展开了对华教育交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对华教育交流高潮。但是，伴随日本政府侵华野心的膨胀，教育交流成为其军事扩张的工具，最终走上了对华教育侵略的不归之路。 经过中日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和征服野心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国际形势变异、中国迅速崛起以及中日两国民间力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崇拜和征服心态，被迫对对华教育交流事业进行重新定位。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实现邦交的正常化，两国才真正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上。现代日本政府的对华教育交流也定位为平等互惠，并迅速制定出有利于对华教育交流的各项政策措旌。日本政府对华教育交流事业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和外务省具体主持。 首先日本文部科学省是日本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当代日本政府对华教育交流事业中，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主导的有，留学生交流和通过学术振兴会这一基金组织同中国开展的各种学术·教育交流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环境和中日双方的各种“推”、“拉”力量的作用下，出现了历史上日本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次高潮。通过对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地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比较分析，揭示出了诸多异同点。当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接纳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学术振兴会通过协议或非协议形式同中国的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相关机构之间开展广泛的学术·教育交流项目，促进了两国学术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同时也暴露出合作不够深入等局限。 至于日本外务省主导下的对华教育交流事业，主要是为了更直接配合政府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扩大国际影响战略的推行。日本外务省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关，其对华事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教育领域。主要有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会对华的教育交流事业、“JET”项目即“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以及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外务省主导下的事业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外务省主导的事业为日本外交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教育交流必定被打上政治外交的烙印，因此，受政治因素影响大已成为外务省主导的对华教育交流事业的显著特点。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主导的对华教育事业，成就与尴尬并存，在教育交流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如“就学生”问题、“留学教育中的难题”等弊端，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交流范围越广、越频繁，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指数”越低和“留日反日”等悖论和怪异现象。通过对日本政府对华教育交流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30多年来，日本政府主导的对华教育交流事业客观上促进了中日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同时对推动中日各种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政府对华教育交流事业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的，是基于日本国自身利益考量、为其推行文化外交政策服务的，同时又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所需要，是在中日双方政府相互推动下前进的。然而，由于各种制度上的缺陷和日本文化的自身不足，以及日本政府赋予了教育交流以政治外交等不堪承受之使命，如此种种，影响了教育交流应有作用的真正发挥。预计今后日本政府对华教育交流事业将进一步扩大，而且更多地以“合作”的方式出现。不过，日本政府在扩大交流的同时，应该注意回归教育交流的本来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睦邻友好、战略互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