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入中国就一直与中国本土思想处于不断的冲突磨合与发展中,在这种互相制斥中,中国佛教产生了自有的独特思想及论证模式。可以说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发展史线索是基本重叠的,同时,在三教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义理问题及信仰冲突也是中国佛教教义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本土思想冲突的首次高峰,在这一时期,三教间关于礼仪、夷夏、孝道、形神等问题展开了较长时期的激烈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是三教在义理上的冲突与论争,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思想史上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思想史上三教关系的讨论。魏晋时期对于形神关系的讨论,从哲学的维度来看,是对于终极关怀的讨论；从宗教学上来看,涉及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从佛教自身来看,这是佛教义理在发展中自我圆融的过程；从中国佛教的维度来看,这是魏晋士大夫阶层调和佛教与本土思想所做的努力。在魏晋的关于形神思想的讨论中,庐山慧远的形神观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佛教对于形神论述的最高水平。放到整个三教关系的发展中开看,慧远的形神观也是会通三教的重要一章。历来对魏晋南北朝一段形神问题的争论,学界都只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作为其中一个部分进行讲述,并且主流认为形神问题争论的高峰在范缜的《神灭论》。如果从儒释道三教关系来看,确实形神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范缜,并且在其《神灭论》文出后达到论争高峰,但这并非义理上的高峰,而是三教关系相处冲突的一个高峰。从佛教内部来看,慧远已基本完成了对形神关系的阐释；从护教弘法的立场来看,慧远的形神观业已基本达到了目的。因此,将慧远的这篇文章单独提出详加分析是极有必要的。本文即从慧远的形神观入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慧远佛学思想及佛教实践的维度,一探当时三教关系的相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