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航运业发展迅速,与之相伴的是船舶交通事故数量节节攀升,虽不比道路交通事故那样频发,但上升趋势已初现端倪。且一旦发生,将对人身及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害,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我国《刑法》用第131条、第132条分别规定了铁路领域和航空领域的相关罪名,却独独把水上交通留在了交通肇事罪的口袋中,与车辆肇事共用一个罪名。此举一方面忽略了船舶与车辆交通事故之间的差异,无法涵盖所有的船舶肇事案件;另一方面由于法条本身多考虑陆地交通,若直接适用到水上环境便会出现语义模糊,入罪标准不统一,主体界定不明等问题,甚至将造成司法不公,有损刑法的权威性。为寻出路,急需依照航运业的专业特点、水域特点、事故特点,设置“重大航行事故罪”或完善司法解释以弥补立法上的漏洞,加强对船舶肇事行为的规制。本文将首先从车辆与船舶肇事事故本身入手,以实际指导理论,深入研究对比二者的起因、危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在得出相应结论后,再回到立法层面,论述船舶肇事适用刑法133条之困境,在综合考虑海上环境及海事相关从业者情况下,分析存在例如入罪标准难以形成统一、责任主体难以圈定、逃逸性质难以认定等问题的原因,并借以这些原因为后续提出的两种出路提供理论素材。最后,将明确解决船舶肇事适用刑法133条之出路,分析二出路各自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确立“重大航行事故罪”及相应司法解释之立案标准与刑法设置。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