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化把世界置于同一个巨大语境时,后现代主义已不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文化景观,在中国也不例外。受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叙事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后现代叙事理论阶段。西方后现代理论是对启蒙理性精神所做的批判与扬弃。西方后现代文学就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就是小说情节被消解,传统的线性叙事变成了有“叙”无“事”,为了叙述而叙述。本文第一部分从后现代语境阐释叙事理论特征,引入利奥塔思维同一性和人的解放这两个宏大叙事的后现代定义,坚执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后现代的理论主张。第二部分从福斯特的“图示”与“结构”理论、缪尔理论专著《小说结构》对于情节、事件的发展与变异,到伍尔夫反对情节的极端思想是我立论的主要佐证,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后现代叙事的理论源流。后现代叙事主要表现在“不确定性”上,它的主题、形象、情节、语言都是不确定的,而情节的不确定又是文本不易被读者接受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第三部分阐述线性叙事由于话语权的分配体系演绎着自己复杂的命运。在大众读者那里非线性叙事的试验性、先锋性以及作品形式的艰涩和语言的隐晦都不会被广泛地接受。批评界、小说家以及广大读者形成了矛盾的复杂关系。文章第四部分论述了先锋小说以它特立独行的叙事特征使故事退化,从而高扬反叛权威学术和普遍趣味的文学旗帜,导致了先锋叙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使得传统的线性叙事重回人们的视野。文章第五部分阐述了由于中国文学话语启蒙的终结,现实中强势话语的挤占,先锋文学只得在叙事形式上大做文章,然而当叙事变得有“叙”无“事”时,先锋文学只得面对自身的衰亡,因此重回传统线性叙事成为必然趋势。技术未来同样和叙事关系密切,线性叙事在技术革命、电子革新的支持下体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线性叙事的命运如同画了一个圆圈,但是它并非又回到原点而是在复杂命运的演绎中生发出新的价值领域和无限的发展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