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西方社会思想体系，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就和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发生了一种异常复杂的精神纠结。人道主义的启蒙性质常常被时代主题所湮没，“启蒙”与“救亡”的两难困境始终追随着参与到人道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老舍似乎是个独特的存在。在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指向“启蒙”的文化启蒙思路和指向“救亡”的民族国家意识，不但没有处于非此即彼的紧张对峙状态，反而交替凸显、相融互动，共同构成了老舍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两大思路。在这其中，老舍三次文化身份的转变赋予他的人道主义以丰厚的文化内涵。它表现在老舍身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乡土深情和现代理性之间的杂糅状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化启蒙思路和民族国家意识的相融互动，从而也使得老舍的人道主义思想呈现出一派特异的温婉神情。本文试图在人道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背景下探讨老舍人道主义思想体系，通过它所体现出的特异性和普泛性，提升出它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整个人类精神史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