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成为一名母亲,她的声音往往更容易被这个社会打上标签。视线放眼全球,会发现科技正在改变固有印象中的传播,霸占人们视线的不再是电视、广播、电脑端网络,而是碎片化移动互联网传播。如果再细分一下,那么这些传播媒介可以是微博微信,可以是客户端,也可以是抖音、快手、西瓜短视频。这是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看似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分享观点。此前受限于“抚育幼儿”“不便捷的网络”“收入较低”等客观条件的二孩妈妈们,因为有“不需要打字”“不需要专业摄像机”的手机,因为有了村村通网络以及触角伸及中国绝大多数乡村的快递业,不但能以语音和视频发声,更能将这些通过电商平台转化为收入,而这份收入反过来成为她们继续发声的底气。事实上,即使二孩妈妈们的发声有所增长,她们依旧被身份束缚着。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一名母亲的本能,她更愿意牺牲自己的社交和娱乐时间来照顾孩子,甚至有人会放弃工作;一方面是当她发声时,不管是现实身边还是社交媒体上,总有一些声音在指责,“母职”标签是看不见的社会约束,那些声音更希望她“回归家庭”。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更广阔的天空,又怎么甘心困守以爱为名的囚笼。可以看到,抖音主播、淘宝主播、农村电商、微商等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身影,从前她们因为体力劣势在农业和工业社会被迫站在更弱势的地位,现在则因为信息化发展和社交媒体的进步,成立利用“传播”来获利及发声的群体。哪怕她们依旧无法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但同样无法否认,她们在家庭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孩子”并不只是耗费母亲精力的唯一理由,“失去希望”才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短视频中,既有农村妈妈记录自己带着孩子们下地干活的艰难场景,也有他们在乡野田间奔跑欢乐的笑声;既能看到“外来媳妇本地郎”的趣味对碰,也能看到他们尝试喊着粉丝“宝宝”推销产品;能看到中年女主播如何喋喋不休在直播间卖货,也能看到她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埋头干饭;能看到“二胎妈妈”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背诵英语,正如我自己一样通过考试提升学历;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女性,举着身份证在直播间或网络上“实名举报丈夫”,试图维权……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妈妈们的各种声音。妈妈们越来越熟练于使用微博、微信、抖音、直播间等社交媒体来搜索信息、发出声音,并且借此来履行育儿职责、积极践行母职。本文试图使用媒介赋权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使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虚拟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因着生育和养育子女而失去就业机会、职业生涯受到一定影响的女性,是否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重新获得一定的权力,比如说话语权、社交权、工作权,二孩妈妈们是否可以借用社交媒体更好的实践母职,从而减少对职业的影响,实现母职身份认同。本文研究发现,二孩妈妈群体会主动自发的寻找网络社群,获得社群的情感陪伴,很大一部分人会使用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拓展社交圈,二孩妈妈们会积极使用社交媒体改来善现有困境,提升母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