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所提出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文化结构，即共有观念，特定的文化结构建构了中国的身份、利益和外交政策。研究过程中，论文将建构主义与层次分析方法结合，力图从“国际体系”、“行为体间”及“行为体内部”不同层面来全面分析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结构因素。此外，在静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创立了研究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演进模型，以期提供分析、预测外交行为的简单量化方法。 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将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49-1971年，中国将主权利益作为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第二阶段是1972-1989年，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走上正常轨道，发展利益成为中国考虑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标；第三阶段是1990-2004年，中国与联合国友好相处，以负责任的心态重视对联合国各方面行为的总体考量。 在经验验证部分，文本指出，50、6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互动起点始于朝鲜战争。此后，双方互视为敌人。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下，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挑战；在美国间谍案、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与联合国针锋相对。70、80年代，各层次文化结构逐渐缓和，中国与联合国走上“正常化”道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工具性”视角审视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进入9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在“规范合作”基础上，形成了助益双方的“制度性环境”；在联合国“正面激励”作用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主动建构与联合国的“集体认同”。 在案例验证部分，本文证实，观念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行为特色。“稳步推进”由“参与者”上升为“引导者”是未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行为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