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建成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宏伟目标。在新时期,党和政府一再强调建立行政问责制,这成为构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契机,“非典”事件促使和加速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行政问责制应当重在“问”和“责”,但更应该侧重“问”,因为这是体现其事前防御功能的必然要求。我们不再需要带血的GDP,我们不需要以生命的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更不需要事后处理几个官员交代社会,因为这些无法慰藉冤死的亡灵。行政问责制固然需要责任追究机制,但更需要“事前问”、“事中问”的机制。行政问责应当体现权责一致原则,权责一致不仅仅包括权力与职责、责任一致,并且应当包括权力、职责、责任与尽责一致。各级行政机关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即行政首长,应当树立责任意识,主动地处理好本职工作,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而不是因为有了行政问责办法的制约,被动的承担责任。应当明确行政问责中的“责”是“是否尽责”的意思,而不只是“承担责任”的意思,问责官员也不是终结其政治生命,问责官员的复出是一个理性制度的应有之义。由于各地在制定行政问责办法的过程中,它们的制定依据、问责对象范围及用语都有很大的不同,导致各地的行政问责实践形态各异。在一个地方可能属于应当被问责的行为,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不在问责的行列,这种不同问责范围导致不同结果的现象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本文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逻辑归纳相联系、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多学科方法的交叉与融合中研究行政问责制度所涉及到的概念、法理基础、西方经验和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不足,进而提出建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