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萧红,一个是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一个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他们因文学而相遇、相知,并建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鲁迅写给萧红、萧军的“53封信”,记录了一个文学大师对青年萧红、萧军的帮助、指导与呵护;而《回忆鲁迅先生》作为纪念鲁迅先生的一篇独特散文,寄予了萧红对导师鲁迅的尊敬、爱戴与深切的怀念,它们一同见证了现代文学史上令人称羡的文学交谊。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父”与“女”,萧红与鲁迅的人生际遇与文学诉求有着惊人的相似:作为游子的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作为思想者的他们对生与死痛彻心扉的体验,作为启蒙者的他们对故乡的审视与批判,作为文学家的他们对“细节描写”的执着。萧红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融入鲁迅精神脉络中,自觉地呼应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深切注视着在现代文明与封建传统夹击下的乡土中国,在警醒和呼吁人们重视生命的同时表现了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萧红在乡村场域的书写中与鲁迅相遇,在对乡村的封闭、农民的愚昧与保守以及深植于农民内心中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中,演绎了一幕幕“生与死”的悲剧,王阿嫂、王婆、月英、小团圆媳妇等女性的生命悲剧,寄予了萧红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哲理性探索。鲁迅对萧红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在《生死场·序言》中,鲁迅强调该作品“抗日文学”的性质,这不仅给萧红带来了盛名,而且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烙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人们对《生死场》丰富意蕴的解读与挖掘,影响了后人对萧红文学道路的分析与研究。萧红沿着鲁迅所开创的“改造民族灵魂”的道路勇敢前行,没有机械模仿、没有刻意逢迎,不着痕迹地将鲁迅“因子”融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同时将女性敏锐的才思发展到极致,简练、清新、诗化的语言,随处可见的细节描写以及女性主义的立场,一起构成了萧红文学作品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