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1935～)被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领军人物,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1970年代初,他从人文地理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是哈维为人文地理学注入马克思理论资源的初步尝试,标志着哈维的一个重要理论变化。正如哈维所说,自己在写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之时并不十分懂马克思。从1973年到198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哈维开始了自己的理论探索。最终在1982年写成具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标志性的著作《资本的界限》。之后,在1985年,他自己把从1973年到1982年这期间的理论探索成果整理出版,即《资本的城市化》与《意识与城市经验》。到了1996年的《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哈维则在哲学方法论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个总结。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区间,同时兼顾了哈维后期出版的关于空间问题的著作。
　　 本文依据哈维的英文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变化,以哈维如何把空间整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视角展开自己的讨论。全文共分为导言和五章。导言主要介绍了哈维的生平、研究现状与方法以及他的早期地理学的空间观念的变化。第一章主要是介绍了自列斐伏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研究以来关于社会空间研究的不同空间问题式。第二章主要概括了《社会正义与城市》的三大主题:空间、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化。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哈维从1973年到1982年之间的主要理论成果,他开始以从资本积累入手研究《资本论》,“重构马克思理论”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口号。第四章,也本文的重要研究的文本,对哈维的《资本的界限》进行解读,揭示了他关于《资本论》解读的“资本积累的时空逻辑”建构。第五章主要解读了哈维的《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中方法论部分,分析并揭示了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关系时空辩证法”的理论贡献与意义。
　　 列斐伏尔由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到晚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以其《空间的生产》率先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单一的历史形象。列斐伏尔在该书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超越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界限,变为“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从而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推进到“空间的生产”辩证法。在“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这一社会空间根本问题式上,列斐伏尔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决定了社会过程”,认定“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根本存在方式”,从而把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关系批判”转换为“空间批判”。他的学生索亚则进一步在列斐伏尔的空间问题式上激进化,提出了“空间化的本体论”,并进而发展为以强调“空间性”为基调的“第三空间”理论。实际上,索亚这一做法进一步抽空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的内容,对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后现代式的批判,最终投入到了后现代理论的怀抱,实际上成为了资本主义的隐性同谋。
　　 哈维则坚定地拒绝了索亚的这一理论倾向,他参照了列斐伏尔,同时又颠倒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问题式。他从“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根本原则出发,坚持不懈地研究资本积累过程,探索“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的整合问题。他的这一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1982年的《资本的界限》中。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第一级”危机,但是一旦把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形成考虑进来,这种“第一级”危机会被克服,至少会被延迟。哈维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把资本为赢得更多的生存时间而过多地流向“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称之为“资本积累的时间动力”。正是通过这种时间延迟,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到了幸存。当过多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形成时,就产生了复杂的“金融体系”。但是,这种“金融体系”只是一种“虚拟资本”,它在更高层面上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而产生了“金融危机”。哈维把会融危机及矛盾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级”危机理论。当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时,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不断被摧毁与重塑,另一方面,它通过“空间修复”来克服其内部矛盾。哈维通过“空间修复”理论独特地解释了帝国主义理论。因此,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不断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正是当代所谓“全球化”的本质。由于资本在全球的空间布展是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为特点的,各区域之间、全球与地方之间都产生“空间矛盾”。这就是哈维所指的“第三级”危机理论。当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占有空间”时,资本主义被进一步得到维持。哈维称之为“资本积累的空间动力”。这种对资本积累的时间动力与空间动力的分析,正是哈维在《资本的界限》中所建构的独特的“时空逻辑”。应该说,哈维的分析有力地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象与矛盾。
　　 在方法论上,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就受奥尔曼的“内在关系”哲学的影响。在《资本的界限》中,他正是建立在这种“内在关系的本体论”上,在空间的视角上,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升级。在1985年的《资本的城市化》与《意识与城市体验》中哈维就明确提出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哈维进一步宣称“历史唯物主义”出现危机,必须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中,哈维在奥尔曼的“关系本体论”的基础上,借助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最终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建构为一种“关系时空辩证法”。实际上,哈维把“空间与资本积累”进行整合的整个理论探索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元理论”的建构过程。上面所涉及到的空间、资本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正是本文中所要阐述的关于哈维的三大主题。
　　 哈维的独特性在于,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不仅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探索,而且试图从元理论层次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开辟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他的理论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界”,而是更能代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那种踏实研究。他试图在晚期资本主义环境下穿透当代资本生产全球化和弹性化的复杂格局,积极地探寻如何彻底消除物化,在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景观的分析中坚强不屈地输入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试图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显然,哈维这一特殊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都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