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各类标牌上语言的选择和使用问题。通过分析公共空间不同形式的语言表征,可以考察语言实践背后的选择动机、社会机制、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语言权势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以后,特区政府制定了“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即两种书面语和三种口语:中文、英文和粤语、普通话、英语。在“两文三语”语言政策的框架下,现今香港的语言景观有何种特点?标牌上的语言实践与语言政策是否保持一致?香港语言景观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演变轨迹?香港语言景观中的标牌用语有着什么样的特征?这些问题都亟需得到答案。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深化香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填补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景观研究的空白;为香港特区政府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环境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丰富的实例材料,有助于特区政府构建起清晰的语言标牌系统,提高香港市民对国家语言文字的认同感、国家身份的认同感。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好香港地区的语言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为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利用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以语言景观构建原则、场所符号学理论框架作为理论指导,遵照“数据—理论—分析”的研究构式,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香港语言景观,以及背后的社会因素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最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共时方面。香港的语言景观中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中文和英文,样本以中英双语标牌为主（57.7%）,中文在双、多语标牌中是优先语言;各类行业样本中主要使用的也是中英双语标牌;四个取样区的单语样本呈现出规律性变化,从中环到上水,中文单语样本逐渐减少,英文单语样本逐渐增加;四个取样区中的样本主要使用的是繁体字,也发现少量简化字（0.9%）和繁简混排样本;公共服务类样本中,语言信息安排方式都是复制式,私人类样本中复制式和互补式的比例最高;四个区域样本中使用的书法字体以楷书（58.4%）和隶书（30.1%）为主;主要街道和背街小巷中的样本以中英双语标牌为主,背街小巷的中文单语样本（31.1%）明显高于主要街道（16%）;商铺内部多使用中英双语（47.5%）和中文单语样本（35%）,而在商铺外部的样本则多使用英文单语（38%）、中文单语（28%）和中英双语（23%）;少数族裔语言在香港语言景观中的活力较低（8.6%）,其中含有日语样本的比例最高（3.6%）。香港的语声景观以粤、普、英三语和粤语单语播报样本为主;在双、多语播报的语音样本中,粤语作为优先播报语言的样本数量最多（86.7%）,粤语在语声景观中占有强势地位;官方语音播报样本中使用的语言符合香港“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而在私人语音播报样本中使用的语言与特区政府的语言政策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不同社会因素互相博弈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历史、语言政策、人口结构、语言经济性、文化权势认同、语言商品化符号功能以及语言景观构建者的心理构建策略等。第二,历时方面。香港开埠初期的语言景观表现出界限分明的特征,在华人聚居区使用的是中文单语标牌,而英国人聚居区则以英文单语标牌为主。这种分布特点是在种族隔离政策和社会习俗风尚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间,标牌上中文的书写顺序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纵排自上而下或横排从右往左的书写方式变成了“西式”横排从左向右的方式。这种改变是受到了欧洲语文和电脑排版技术发展的影响;八十年代在消费主义、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下,香港的中英双语语言景观建立起来;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英语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全球通用语,英文被赋予了“时尚、潮流、舒适”的潜在意义和价值,为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英文单语标牌逐渐出现在了高档商铺的标牌中。同一时期,在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下,粤语也大量进入到了香港的语言景观之中。第三,在共时和历时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又从微观的角度,具体考察了香港语言景观中标牌用语的特点和分布情况。标牌用语主要受到粤语、英语和文言词语的影响,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口语化特征。其中粤语对标牌用语的影响最大（42.3%）,表现在大量使用粤语方言字和粤语特有词语两个方面;其次是英语的影响（27%）,以夹用英文和使用外来词两种方式呈现出来;文言词语的影响最小（6%）。此外,在主题较为正式的标牌中主要使用的是规范的现代汉语（21.6%）。本文的研究初步呈现了香港语言景观的特征、发展轨迹以及用语特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达到了研究的目的。但由于考察对象、取样区域、研究方法和样本材料的局限,本文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考察的对象,将非典型性标牌纳入研究范围;对标牌阅读者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标牌使用的态度;加强香港语声景观的研究,全面了解普通话在公共语音播报中使用的情况,藉以为香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也为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